吴董著《百年追寻》连载（51万字）六十八

2024年 4月 17 日 第 280  —  285页

1920年至1921年春，书社与省内外发生书报营业往来的有六七十余处，并在本省平江、浏阳、宝庆、衡阳、宁乡、武冈、溆浦设立分社和代销处。机构负责人多由新民学会会员担任。这张网不仅是文化传播网，也为联络网。湖南早期党团组织建立后，书社及其贩卖部、分支机构大多成了党团通讯联络机关或活动场所。1921至1923年，长沙文化书社俨然是中共湖南党组织的“总机关”。一大结束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从上海去桂林会晤孙中山，途经长沙时特意在书社停留，与毛泽东、易礼容等聊了很长时间。

十年后，文化书社店主毛泽东和剪彩者谭延闿身份都变了。毛泽东成为创建红军的“山大王”。谭延闿到广东投身国民革命，从大本营秘书长做起，官运亨通，还做过一个时期的国民政府主席。毛泽东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之路，带着红军在湘赣边界打土豪、分田地，把谭延闿老家茶陵县高垅的谭家大屋端了。谭延闿的政治态度发生了变化，由广东时的“联共”到武汉时的“溶共”，再到南京时的“反共”。1930年9月，毛泽东和朱德、彭德怀第二次打长沙，身为国民政府行政院长的谭延闿听说此事后，后悔地说：“晓得如此，我当时剪么子鬼彩啊，还不如把他抓起来枪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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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初年的长沙县知事府在今府后街一带，由清代长沙府衙门改建，并将原府署大门一带拆除改建，形成两条新街，分别取名为长治路和长康路，取长治久安之意（至今，知事府已无从寻觅）。

1920年8月22日，毛泽东、何叔衡、彭璜等人策划成立俄罗斯研究会，筹备会就在县知事府召开。民间会议能搬进官家衙门，因为参会人员除毛、何、彭等在野人士外，更有谭延闿政权中易培基、姜济寰等在职官员。此时的姜济寰是这个衙门的主人，即县知事。

9月5日，毛泽东在湖南《大公报》撰文指出，要在中国从事于根本改造之计划和组织，须建立一个改造的基础，这就是要建立一个如蔡和森所主张的主义明确、方法得当，和俄国一致的共产党。

9月15日，俄罗斯研究会在文化书社内召开成立大会。会议推选姜济寰任总干事，毛泽东任书记干事，彭璜任庶务干事。

俄罗斯研究会成立不久，第一批留俄学员就于9月赴上海外国语学社学习俄语。他们是任弼时、萧劲光等6人。接着，是彭述之、张学琅于10月初，刘少奇等7人在10月底赴上海。上海外国语学社学员最多的时候约50人，湖南占22人。

早期的湖南进步青年没有自己的报刊，是利用合法的出版物宣传主张。1920年8月，何叔衡任湖南通俗教育馆馆长，聘请谢觉哉主编湖南《通俗日报》，聘周世钊、熊瑾玎、罗宗翰为编辑，邀毛泽东参加编辑会议。周世钊回忆，毛泽东参加了第一次编辑会议，提出将《通俗教育报》改名为《湖南通俗报》。接着提出办报方针：“通俗报是对一般群众进行教育的武器，文字必须浅显生动，短小精悍，尤其是要根据事实说话，不要专谈空洞的大道理。他这些主张，被参加会议的全部接受下来，成为这一时期通俗报的工作纲领。”

9月11日，《湖南通俗报》以新面目出版。发行量增加。有些中小学将它定为学生课外读物，不仅一般市民和工人爱读，连没有看报习惯的农村也有订户了。如此，报纸也就姓“共”了。

毛泽东“移花接木”，当局也非愚不可及，发出警告：“何叔衡专听毛泽东的主张，尽用些新民学会的人，这些人都是过激派。”“政府自己办的报纸，专门骂政府，真是岂有此理！”1921年5月，何叔衡被加上“宣传过激主义”的罪名，被赵恒惕政府撤销馆长职务。

《湖南通俗报》被赵恒惕复辟了，没有舆论阵地怎么办？毛泽东们自有办法。湖南《大公报》是民营报纸，与毛泽东颇有缘。他和这家报纸的主笔兼编辑张平子、龙兼公既是湘潭老乡，还是新闻同仁，毛泽东做过大公报的特约撰述人和特约记者，关系非同一般。他将《共产党》月刊上的文章推荐到《大公报》上发表。

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约在1920年11月成立。蔡和森从法国来了封信，提出必须建立中国共产党，“然后工团、合作社，才能发生有力的组织。革命运动、劳动运动，才有神经中枢”。对此，毛泽东表示深切赞同。那时，新民学会已有上百名会员，毛泽东、何叔衡以新民学会骨干为核心，秘密组建湖南共产党早期组织。

萧子升绰号“萧菩萨”，是毛泽东的老熟人。他说：“1920年学会出现了分裂。在毛泽东领导下那些热中共产主义的人，形成了一个单独的秘密组织。”易礼容说：“部分新民学会会员形成当初共产党的核心，这是毛建党的重要力量。但讲事实，毛组织了青年团。共产党还没有成立。”彭述之说：据贺民范说，湖南党的早期组织同上海大不相同，它当时在组织上还没有正式形成，而上海党的早期组织已成了中国拥护苏俄式革命分子的核心，并且是他们的先驱组织。然而湖南党的早期组织的存在是不可置疑的。它已拥有5位成员，他们都是精力充沛、相当活跃的教育界人士，在青年学生中有一定影响。”

彭述之说的5位成员是贺民范、李浑、何叔衡、毛泽东、易礼容。而据毛泽东回忆，发起时在文件上签名的有6人。经党史专家多方考证，可确定的是毛泽东、彭璜、何叔衡、贺民范、易礼容、陈子博、彭平之。仅贺民范不是新民学会的成员。

湖南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活动，引起上海党的早期组织的注意。1921年6月底，毛泽东接到上海早期组织代理书记李达的来信，要求湖南早期组织推举两名代表即日赴沪，出席一大。经毛泽东、何叔衡、夏曦、彭璜、易礼容、郭亮等推举，毛泽东和何叔衡为代表。

1921年6月29日，毛泽东和何叔衡赴上海。他们的旅费是新民学会会员熊瑾玎协助筹措的。解放后，谢觉哉回忆说：“一个夜晚，黑云蔽天作欲雨状，忽闻毛泽东和何叔衡同志即要动身赴上海，我颇感他们的行动‘突然’，他俩又拒绝我们送上轮船。后来知道，这就是他俩去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

《谢觉哉日记》载：“午后六时，叔衡往上海，偕行者润之，赴全国OOOOO（注：OOOOO意为共产主义者）之召”。何叔衡遭赵恒惕的通缉，只能刮去平日蓄着的胡须，戴遮阳帽，遮住半个脸，匆匆地走向长沙小西门码头，趁着暮色，登上开往武汉的小火轮。毛泽东则手拿一把雨伞，肩背一只布袋，也是行色匆匆。”

毛泽东与何叔衡登船赴上海参加一大。水路颠簸，夜间难以入眠，思念爱人杨开慧，写了一首《虞美人·枕上》：“堆来枕上愁何状，江海翻波浪。夜长天色总难明，寂寞披衣起坐数寒星。晓来百念都灰烬，剩有离人影。一钩残月向西流，对此不抛眼泪也无由。”

1921年7月下旬，上海法租界白尔塔路389号（今大仓路127号）博文女校住进“北京大学师生暑假旅行团”。其实许多人互不认识。他们分别是长沙的毛泽东、何叔衡，济南的王尽美、邓恩铭，武汉的陈潭秋、董必武，北京的张国焘、刘仁静。

参加一大的多数代表住在博文女校，会场在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李书城、李汉俊兄弟的住宅，也就是当今的一大会址。正因为这样，现在的一大纪念馆其实是由三个馆组成的，即一大会址是一馆，陈独秀寓所是二馆，博文女校是三馆。

在博文女校，毛泽东、何叔衡住西厢房前半间，董必武、陈潭秋住东厢房前半间，其他代表分住西面沿街的三小间。包惠僧回忆：“当街的两间中靠东的一间是张国焘、周佛海和我住的。毛泽东是住在靠西的一间。这房屋很暗，他好像是一个人住。”

7月23日晚8时许，一大在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楼下餐厅开幕。毛泽东和周佛海担任会议记录。在24日的会议上，毛泽东发言，汇报了长沙早期党组织的情况。

会议期间，毛泽东忠于职守，认真记录。包惠僧在回忆中说：“毛泽东老成持重，沉默寡言，如果要说话，即是沉着而有力量。”李达对毛泽东的印象是“很少发言，但他十分注意听取别人的发言”。张国焘把毛泽东描绘为“一位较活跃的白面书生，穿着一件长衫，也脱不掉湖南人的土气。但他的常识相当的丰富，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了解并不比王尽美、邓恩铭等高明多少。他健谈好辩”。

南湖会议期间，毛泽东告诉萧子升：“代表们大多都不错。有些人还受过很好的教育，懂日语和英语。”毛泽东预见：“如果我们努力奋斗，共产党在三五十年内就有可能统治中国。”萧子升认为这简直是空口说白话。而历史证明，毛泽东的预言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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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上学读书，毛泽东有自己的一套看法，用一句话概括，那就是不看好。他没有参加赴法国勤工俭学，也不打算再走进学校的门。1920年6月7日，他在致黎锦熙的信中说：“我一生恨极了学校，所以我决定不再进学校。自由研究，只要有规律，有方法，未必全不能”。1920年11月，他在给罗章龙信中，说的更为过火：“讲到湖南教育，真是欲哭无泪。我于湖南教育只有两个希望：一是希望至今还存在的一班造孽的教育家死尽，这个希望是做不到的。一个是希望学生自决，我唯一的希望在此。”

毛泽东重视自学，办一种私塾式的自修学校，采古讲学今学校二者之长，结合同志，自由研究，共同讨论；同时将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适当结合，这是毛泽东久已在朋友间酝酿过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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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