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董著《百年追寻》连载（51万字）六十七

2024年 4月 8 日 第 276  —  280页

张敬尧对湖南学生运动又恨又怕，下令解散学联，封闭《湘江评论》。1919年秋季开学，由于张敬尧停发教育经费学校开不了。毛泽东揪住了张敬尧的一根辫子，在商专和长沙城中的进步分子策划“驱张”，没想到张敬尧是个软柿子，学生一轮示威游行后，立马就发放教学经费，学校在10月开学，“驱张”暂告一段落。

在北京，徐世昌总统是翰林出身，老练稳重，在这五四运动中，处理学生集会很含蓄，舆论无可挑剔。而在长沙这样的小地方，张敬尧龇牙咧嘴，兵痞子模样尽显无遗。1919年12月1日，纠察队在火车站查出大批日货。次日，学联联合各界在教育坪举行焚毁日货大会，张敬尧派弟弟张敬汤带兵驱赶，打伤多人。12月6日，湖南学联发动了长沙73所学校的学生罢课，教职员工罢教。

接着，毛泽东率“驱张”请愿代表团前往北京。途经武汉，武汉学联在汉口举行新闻记者招待会。请愿团到京后，与旅京湖南学生成立了“驱张大本营”，毛泽东任负责人。邵飘萍伸出援手，拿出一百大洋帮助毛泽东建立平民通讯社。对邵飘萍的帮助，毛泽东一直不能忘怀，直到1974年，年过八旬的毛泽东还在念叨邵飘萍的好。

辅仁学社是湖南学生在京社团，1920年1月18日，毛泽东、罗章龙和辅社成员在陶然亭集会，会后在慈悲庵山门外古槐前摄影留念。学生闹腾成不了事。后来的“驱张”由军阀接手。吴佩孚和冯玉祥对张敬尧白捡了个湖南省长本不服，趁此时机，与谭延闿达成默契，吴佩孚撤出衡阳，敞开张敬尧的南大门；冯玉祥敞开张敬尧的西大门，放湘军长驱直入。张敬尧所部不得不滚出湖南。张敬尧受到“迅即来京查办”处理，他弟弟张敬汤在“鄂州执行死刑”。

“驱张”后，毛泽东没有离开北京，寄宿于杨怀中家靠院门的单间里，每天都能看见恩师的女儿杨开慧。这对青年男女在胡同里散步、在院里聊天，给庭院枣树培土浇水。据说建国后，本院住户给毛主席送过一包新摘的鲜枣。他目睹数十年前邂逅的老树结出新果，会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回忆起被重重时光帷幕阻隔的秋水伊人。

1920年初，杨怀中病逝，杨开慧回到长沙，在望麓园附近船山书院内和毛泽东举行简朴婚礼，仅花6大洋请至亲好友吃了顿饭。

1920年春，毛泽东第二次北京、上海之行，回湖南后，领导自治运动。自治运动并不符合新民学会的“根本主张”。他说：“自治运动只是简单地希望在湖南能够特别定出一个办法（湖南宪法），将湖南造成一个较好的环境，我们好于这种环境之内，实现我们具体的准备功夫。”湖南自治运动失败，毛泽东指出：“主义譬如一面旗帜，旗帜立起来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

易培基是湖南省长公署秘书长兼教育委员会委员长。一师师生数次上书省长谭延闿，请求让易培基兼任“不景气”的一师校长。易培基担任校长后，聘请毛泽东担任附小主事（校长），全面主持附小工作。“世界是我们的；做事要大家来。”这是毛泽东为该校写的一副楹联，刻在竹板上，悬挂在礼堂。毛泽东在附小主事的时间是1920年9月至1922年10月，但是他在1922年上半年就离开了，由何叔衡代理，这有当时的一师工资发放名册可以作证。

毛泽东在一师附小工作期间做了件不小的事：招收附近工厂的工人学文化。办工人夜学是毛泽东的“传统项目”，早在1917年11月，他担任一师学友会总务时就操办过工人夜学，大到革新教学方法，小到“教室洋油灯四盏，有三盏不明，灯在四角，中间颇暗，应添一盏”的小事都管。学校附近的许多工人都认识夜学的毛先生。

有人回忆，毛泽东打扮成工人模样，到工人集聚的地方喝茶、交谈。一天，他在小吴门外的铁路上散步，遇到火车修理厂工人陈帝广，通过聊家常，陈帝广邀毛泽东去他住的地方，经陈帝广介绍，又认识了许多工人朋友。毛泽东提议办工人夜校，教他们识字，大家赞成。随后在粤汉铁路新河车站创办工人夜校，派遣余盖、郭亮任工人夜校教员。后来粤汉铁路工人大罢工，这批夜校学生个个是骨干。

小学校长是毛泽东赖以糊口的职业，在“副业”上投入的精力远超“主业”，他和战友们早就在攻城略地。1920年6月，易礼容从武昌给毛泽东写信，认为包括“驱张”在内的“这两年的运动，效力还不十分大”，建议“回到湖南去，采取一种最和平、最永久的法子，造成一个好环境，锻炼一班好同志”。毛泽东重视易礼容的意见，到武汉明德大学找到易礼容，说：“润生，莫读书了，回去干我们的事业去。要改造社会，先从宣传新文化、传播马克思主义做起。”

毛泽东回到长沙，即联络何叔衡等创议筹办长沙文化书社，得到湖南一些上层人士赞同。马克思主义在湖南传播的形式有多种，其中影响最大、传播最迅速、持续时间最长的是文化书社。

1920年8月2日，毛泽东、何叔衡、彭璜、易礼容等17人在长沙楚怡小学召开发起人会议，推选毛泽东、彭璜、易礼容为筹备员，通过了书社《组织大纲》，租长沙潮宗街湘雅医学专门学校的三间房子，作为文化书社社址，请刚就任湖南督军的谭延闿写了招牌。

一个多月过去，9月9日，设在潮宗街56号的文化书社开业。在鞭炮、鼓乐声中，谭延闿在一群“长袍子先生”的簇拥下，坐着八抬绿呢大轿来到这里，下轿后，亲自剪下红绸，亮出了牌匾，那上面是“文化书社”4个字，自然是颇见功底的谭氏书法。

11月6日，《湖南通俗报》上刊登了《文化书社第一次营业报告》，从8月2日起至10月22日，投资者有姜济寰、毛泽东等27人，共收银519元。可见解决没钱的问题，按现在的话说是融资，发动大家入股。投股搞了三次。个人出资最多的是姜济寰，三次共投有光洋228元、纸洋18元、小纸洋59元3角、钱100文；长沙总商会会长左学谦投股一次，交纳纸洋、铜元共200元，仅次于姜济寰。另外投股的还有易培基、仇鳌、朱矫、杨绩荪、方维夏、王季范、朱剑凡、匡互生、李抱一、张平子、龙兼公、贺民范等。

在文化书社投股的名字都是响当当的，却也不妨说些公道话。姜济寰之所以舍得往文化书社里放钱，大面上的原因不外乎是性格中正平和，与毛泽东这般青年合得来，又有易培基出面相邀等。而内里的原因是，姜济寰是谭延闿的“铁杆儿”。谭延闿三次督湘，姜济寰三知“京兆”，此时升任湖南省财政厅长。谭延闿为毛泽东的文化书社题匾额，姜济寰就不能不掏出光洋赞助文化书社。

易培基不仅是毛泽东在一师的国文老师，还是毛泽东“驱张”赴京请愿的同行者。毛泽东等办文化书社，首先征求他的意见。他不仅叫好，而且认为：湖南如不补上新文化运动这一课，就无法研究当代世界的发展趋势，各种进步思想和新文化无法在这块土地上生根。他还自愿充当书社发起人，出面邀集长沙各界有声望的人士，参加书社的发起和创办工作。而在这时，他也是谭延闿的“铁杆儿”，是谭延闿的省长公署秘书长，兼任省教育厅长兼一师校长。

仇鳌是老同盟会员，谭延闿的“诤友”，谭延闿第三次督湘，是他从上海把谭延闿从“寓公”拉到“流亡督军”的位置上，在永州（后郴州）建立湖南督军府，在张敬尧的天上另出一个太阳。他是在谭延闿面前说得起话的人，也是官任省府交涉署外交司司长。

毛泽东作为长沙文化书社的特别交涉员，承担外联任务。在他的张罗下，湖南《大公报》三次为文化书社刊登广告性文件。他做书籍广告也别出心裁，以夹在出售的《新青年》第8卷第1期中的《文化书社敬告买这本书的先生》为证：“先生买了这一本书去，于先生的思想进步上一定有好多的影响，这是我们要向先生道贺的。倘若先生看完了这本书之后，因着自己勃不可遏的求知心，再想买几本书看，我们预备着留给先生哩！”“我们社里所销的东西，曾经严格的选择过，尽是较有价值的新出版物（思想陈旧的都不要）。”这是稍有文化知识的贩夫走卒也能看懂的白话文。

书社最初销售的书籍只有100余种，杂志40多种，报纸一二种，这些书报大部分是随到随完，供不应求。在毛泽东的“特别交涉”下，经议事会同意，聘请陈独秀、李大钊、恽代英等人为“信用介绍”，据此与全国各地书刊建立联系。陈独秀介绍了上海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新青年社等知名出版社，让文化书社免交押金先提货；在李大钊帮助下，北京新知书社、新潮社也给文化书社“最惠待遇”；而恽代英创办的武昌利群书社出版的书籍，则优价供应文化书社。

书籍报刊是特殊商品，是意识形态的承载体。毛泽东等之所以开书店，首要的是“传道”。毛泽东说：“现实的急务，莫要于传播文化；而传播文化有效，则莫要于办‘文化书社式’的书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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