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董著《百年追寻》连载（51万字）六十四

2024年 3月  日 第 256  —  260页

有的党史材料认为许继慎等被秘密杀害于河南光山县白雀园，而张国焘的警卫排长何福圣回忆，许继慎等人是死在新集河边。当时执行队员拿着大刀和梭镖。被杀的有30来个。周维炯临刑前不肯跪下，被一刀砍死。庞永梭被大刀砍、梭镖捅，死得十分痛苦。许继慎是最后一个被带下河滩的，他看见满河滩的尸体，转过脸对黄超吼道：“黄超，有你来，很好。我有句话，你给张国焘带回去。”黄超说：“用不着了，任何人也救不了你的命。”许继慎说：“不是救我的命，是救红四军的命……”执行队员们一拥而上，架起许继慎往河滩上拖。许继慎扭过脸大叫：“黄超，你回去告诉张国焘，国民党蒋介石打不垮我红4军，他打得垮，他一个人就把红4军干掉了。”许继慎死得最惨，他是被马活活拖死的，浑身被拖得血肉模糊。

很长一段时间，没有人认为许继慎、周维炯的“兵变阴谋”是冤案。直到延安整风时，陈毅说，抗日之初，陈毅与国民党谈判，遇到复兴社特务冷欣。冷欣得意地说：“我们略施小计，你们就杀了许继慎。”陈毅这番话在中共中央高层引起震撼，开始复查土地革命战争年代的肃反案件。1945年6月在延安召开七大，为含冤而死的许继慎、周维炯，也为在肃反中的所有被害者平反昭雪。

红4军整肃结束，全苏区审查开始。凡白军过来的，一律抓起来；凡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一律抓起来；凡知识分子出身的，一律抓起来。大屠杀三个多月，除了曾中生、旷继勋、徐向前等少数人外，创建鄂豫皖苏区的元勋几乎全部被杀光，其中包括徐向前的妻子程训宣。这种杀戮毫无原则，有时只是出于心理的扭曲。徐向前回忆，“将近三个月的‘肃反’，肃掉了两千五百名以上的红军指战员”。而当时红四军不过一万五千人，足足肃掉了六分之一。”

令人难以思议的是，1932年7月，在第四次“围剿”之际，红四方面军失利，转移到川北。川陕根据地一旦稳定，杀戒重开，红4军军长旷继勋等人被杀。原“川北民军”起义的排以上军官全部被处决，就连被称为36个军事家之一的曾中生也难逃厄运。

在川陕苏区，红军在1933年上半年粉碎了川军三路围攻，至10月，根据地扩大为4.2万平方公里，部队由入川时的1.4万人扩大到8万余人，建制由4个师发展到15个师。最高领导机关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张国焘，总指挥徐向前，总政委是陈昌浩。

张国焘的日子本来过的挺太平，川军拿红四方面军没办法。相比之下，红一方面军就苦了，中央苏区被敌军占领，被迫扔下坛坛罐罐，正在长距离转移途中。这时，中央向红四方面军通报了遵义会议情况，要求红四方面军派一个师南进，接应中央红军北上。

回顾这一段，不能不说那时的张国焘挺仗义，力主红四方面军放弃经营既久的川陕根据地，全力向中央红军靠拢，于是集中主力，分三路强渡嘉陵江，攻占剑门关要隘，控制广元以南400里的嘉陵江西岸，而后在涪江休整了一段日子，就找老大哥去了。

1935年5月上旬，红四方面军向西进发。川西分布有松潘、理县、茂县、汶川诸地，荒山连绵，河谷纵横。汉、藏、羌、回等民族杂居，物产不丰。川军认为红军不会向寒荒地区进军，只是防备红军过此直下成都平原。红军西进松理茂地区，须通过被视为天然屏障的土门。红军仅10天就攻克川军据守的几处要隘，15日拂晓向土门发起总攻。经一天激战，歼灭守军7个团，占领土门和茂县县城；随即占领理县、松潘等地。红四方面军把总部设在茂县。

中央红军通过会理、冕宁，而后北进。红军的两大主力会合在望。6月初，为了迎接中央红军，李先念率领一支部队从汶川出发，沿途同阻截红军会合的敌军打了20多次大小战斗，6月8日攻克小金县城，奔赴县城东的达维镇，迎接下雪山的中央红军。

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会合，毛泽东、张国焘相拥而庆，那种久别重逢的情景，不是几句话能说清楚的。红四方面军兵精粮足，拿出大批被服、粮草援助红一方面军。然而，随后张国焘就动了心思，认为红一方面军大量减员，过去号称几十万大军的中央红军锐减至不足两万，是领导路线错误所造成的。他认为，遵义会议后党的策略路线没有得到根本的转变，因此对党中央的领导路线采取怀疑态度，狂妄地表示党中央不可能担负起领导全国红军的重任。

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面临的实际问题是下一步去哪儿？张国焘觉得西北太荒凉，粮食生产不足，不想北上，毛泽东劝阻无效，只得单独北上。中共中央率红1、3军团北上后，9月14日在俄界再次致电张国焘，指斥“不得中央的同意，私自把部队向对于红军极端危险的方向（阿坝及大小金川）调走，是逃跑主义最实际的表现。”

张国焘不顾中共中央劝阻，逼迫朱德接受他的南下主张。朱德斥责他，他逼迫朱德发表反对中央北上的宣言。朱德说：你可以把我劈成两半，但是你绝对割不断我和毛泽东同志的关系。并说北上是中央决议，中央的路线是正确的，我是举过手的，我不能反对！

9月中旬，张国焘声称：“只有大举南进，消灭川敌残部，才是真正的进攻路线。”张国焘指挥部队沿大金川河上游南下，向马塘、松冈、卓斯甲等地集结，南下到达四川理番县卓木碉时，10月5日，张国焘非法作出成立第二中央的组织决议，组织了这个“中央”的“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中央军事委员会”和“常委委员会”，宣布“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洛甫应撤销工作，开除中央委员会及党籍，并不令通缉。杨尚昆、叶剑英免职查办”。张国焘要朱德当这个“中央”的所谓“中央委员”，朱德拒绝接受，并表示自己不反中央，在这里只“以个人名义做革命工作”。

中央红军北上出甘肃的岷县、通渭地带时，蒋介石调周浑元约12个团移武都，胡宗南约20余团由松潘延伸到西固以配合陕甘军队的行动。这样，张国焘减少了军事上的压力。

刘湘为保护成都平原，把红军围困于川康边的荒凉贫困地域，急调王缵绪、唐式遵、范绍增等部和李家钰部，集结于名山及其以北地区。红军占领天全、芦山时，敌人已经十分集中，有80余团兵力。但张国焘要与优势敌人在邛崃、大邑一带决战，令红军全力向名山、邛崃推进。红军攻占百丈关后，沿百丈关通邛崃的大路攻击前进，而攻势很快地在敌优势兵力阻击下受挫。红军自南下以来已连续作战60多天，兵员短少，补给缺乏，打不开局面，于11月20日左右撤出了百丈关地区。天芦名雅战役被迫结束。

张国焘的“南下”作罢，处于进退维谷境地，主张“应尽量巩固原有阵地”，还准备“将来南进或东进”。这时红四方面军包括原红一方面军划入左纵队部队已走上绝路。时已隆冬，部队的棉衣尚无着落，战士们把棕树上的棕毛撕下来絮在单衣中御寒，把未经熟制的牛羊皮做背心穿。口粮无着落，只好以野菜果腹。由于粮食困难，当时在部队中组织了牵牛队，广泛训练捉牛、杀牛、吃牛方法。

1936年5月21日，张国焘不得不承认，“主力红军如果比较长久停留在现在的川、康区域内是不利的”。“建立西北抗日根据地，有吸引陕北红军采取配合行动的可能；中国的西北部毗连苏联与外蒙人民共和国，夺取西北，可直接得到国际无产阶级的帮助”。这就意味着，浪子终于要“回师北上”了。

张国焘低下了倔强的头，磕磕绊绊的回家了。延安各界气不忿儿，要求清算他分裂红军的罪行。毛泽东认为，张国焘对革命的贡献有目共睹，不能把他一棍子打死。洛川会议上，让他做陕甘宁边区的副主席。毛泽东的宽宏大量触动了他，他挺诚心地给政治局写下检讨。中央对这份检讨比较满意，认为他终于部分地认识到了错误。张国焘也算将长期压在身上的包袱暂时放下。

1937年，中共中央开始批判张国焘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心高气傲的张国焘何曾有过这番遭遇，拒不承认错误。11月，王明从苏联回到延安。在莫斯科的，张国焘领教过王明的残酷斗争手法，回想自己在鄂豫皖苏区大搞肃反，杀害过不少红军将领，长征途中又另立中央，如果王明要清算这些，后果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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