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董著《百年追寻》连载（51万字）六十三

2024年 3月 7 日 第 250  —  256页

1924年5月，吴佩孚下令北京卫戍司令王怀庆捕拿北大共产党人，张国焘、范体仁和张国焘的恋人、法政大学学生杨子烈等5人被捕，在张国焘居住的地安门腊库胡同搜出《向导》、《政治生活》、《新民国》等刊物。后来，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说的活龙活现，他在受刑时“咬着牙关，忍着剧痛，一言不发”；敌人审问他时，“概以‘不知道’三字答复他”，使“他们一无所得”。

但是，真实情况并非如此。据解放后查获的北洋军阀政府档案（1001）3499《内务部通缉李大钊等令》，那时，被关在鹞儿胡同侦缉队的张国焘受不过刑讯，供出“陈独秀为南方首领，有谭铭三（平三）等扶助进行；北方则李大钊为首领，有张坤生（似张申府）等扶助进行。北方党员甚多，大半皆系教员学生之类，一时记忆不清，时常商量党务，男党员黄日葵、范体仁、李骏、高静宇即高盛德（即高君宇）、刘仁静、方沈杰等，女党员有陈佩兰、廖佩英等。”

张国焘供出的中共北方党组织干部中，除了范体仁后来被捕之外，李大钊、黄日葵、高君宇等闻讯皆出京暂避。北洋内务部批准京畿卫戍司令部之请，通缉李大钊，称：“李大钊充北京大学教员，范围所关，宜乎束身自爱，乃竟提倡共产主义，意图紊乱，殊属胆玩不法”，应“严速拘拿，务获归案讯办。”此外还规定在中苏实现邦交正常化前，对于苏联人不宜令其杂处。此前，侦缉队从张国焘住宅里搜出有苏俄驻华大使加拉罕签字的赴俄护照等。

北大评议会得到北洋政府的戒令，“殊深诧异”。1924年8月1日致函教育部称：李大钊“从事大学颇称稳健，就令平时于言论或者著作上有所主张，然大学为讲学之地，研究各种学说，实为大学教授应尽之责任，不能因此遽令通缉，事关国家学术前途，为此恳请大部咨行内务部，请将通缉李大钊明令迅予取消，嗣后对于大学教授，非依据法律确实证明其为现行犯者，绝对不能任意通缉。”

此后，国会参议员阎秉真、李素、张联魁等就北洋步兵统领逮捕范体仁等向北洋政府提出质问，认为中国并无欧美社会主义运动的“国情”，或者“有从事研究者”，也不过是向青年宣传和介绍而已，“苟政府善为处置，一方采社会主义政策，预防贫富之阶级距离过远，一方严守法律”，自可消灭其于“无形”之中，如果将学生以“社会党嫌疑被捕，不置诸堂皇正大之法厅而委诸卫戍司令，不求证据，不按刑律，任意科罪，万一激起多数人之反动，后患岂堪设想？”

范体仁是湖南宜章县笆篱团峙冲村人，在北大与邓中夏等共同发起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却没加入党的早期组织（解放后在南京中山陵管理委员会任职）。10月29日，张国焘、范体仁被保释出狱。

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苏联在莫斯科创办中山大学，招收中国学生。当年11月28日，第一批中国学生在纷飞的大雪中来到莫斯科，其中有个清秀的小个子，是安徽金寨县双石乡码头村人，小商人家庭出身，旧学底子不薄。他叫陈绍禹（王明），1925年10月同时加入国民党和共产党，次月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就学。

1928年5月，张国焘赴苏联参加六大。共产国际主席布哈林率翻译的王明等一行到代表住处召集预备会议。这是张国焘记载的与王明第一次见面。预备会上，张国焘滔滔不绝地说了近3小时，布哈林没要求第二个人发言，预备会议就结束了。这次见面，张国焘无暇顾及其他，王明未给他留下印象。张国焘比王明资历高很多，身居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一个学生娃子小翻译很难入眼。

1928年，张国焘在六大当选为政治局委员，会后作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留驻莫斯科，滞留时间长达两年半，直至1931年回国。

莫斯科中山大学自创办起，内部斗争就激烈异常，张国焘和王明在中山大学的一系列政治风波中不能不直面彼此，被王明整的很惨。盛忠亮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一书中说，由于共产国际的干预，张国焘“被完全打垮了”，“遭到彻底失败”。

说不清王明是怎么干的，博得了中山大学副校长米夫的极大好感。在米夫的支持下，形成以王明为代表的宗派集团。这个集团结党营私，排除异己，惯用“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手段。他们在数次风潮中，将斗争矛头指向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共代表团。而张国焘作为代表团的一员，也屡次被推到是非漩涡当中。

1927年秋，王明炮制江浙同乡会事件，把向忠发拉到中山大学讲话。向忠发是容易被摆弄的蠢货，严厉谴责莫须有的“江浙同乡会”。1928年7月，江浙同乡会事件委员会成立，经调查取证，委员会主席雅罗斯拉夫斯基否定存在江浙同乡会，宣布对受到不公正对待的同志分别情况予以平反。米夫、王明不得不承认是支部局调查不清。联共（布）中央撤消江浙同乡会储金互助会案，指出米夫根据未经核实的材料就说存在地下组织的做法是错误的，案件告一段落。在这一事件中，张国焘和王明，一个是审查者，一个是当事人，处于对立立场，案件最终的审理结果也使得他们间的关系完全疏离。

中山大学的政治风波并未随江浙同乡会案撤销而平息。中山大学的管理问题，一在米夫、王明与中共代表团间长期争执。米夫在学校工作上不征求中共代表团意见，只听王明的。中共代表团认为，中山大学的学生多数是中共党员，中共驻莫斯科代表团要过问中大的事，米夫不能拒绝。针对这一争执，1928年9月，联共（布）中央书记处成立调查委员会，瞿秋白在南俄休假，张国焘批驳了中大支部局书记柏耶金和校长米夫的说法。两星期后调查委员会再次开会，张国焘对“中共代表团干预中大事务”的说法给予反击。后调查委员会批评了中大领导方面的错误。这一决议直接导致联共（布）中央组织局解除米夫的校长职务。在这一回合，以瞿秋白、张国焘为代表的中共代表团压倒了米夫、王明集团的风头，取得暂时胜利。

1929年初，王明借联共（布）中央发动“反布哈林右派反党联盟”之机，在中山大学发“反右倾路线”，指责中共代表团是“工人反对派”的后台。联共（布）莫斯科区党委书记芬可夫斯基批评了中共代表团，认为它干预了中大，点名批评了张国焘。

瞿秋白深知王明不轨图谋，起草了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信，要共产国际把中大清党重点放在王明宗派集团上，语气不无过火成分。米夫及其追随者收集、整理材料，在中大的第一次清党大会上发起攻击，盛岳谴责瞿秋白、张国焘在中山大学培植“反党第二路线联盟”。共产国际指定的清党委员会站在米夫等人一边，指责瞿秋白是中大“反党小组织”的后台。张国焘被指控私阅托洛茨基文件，被认为是有嫌疑的分子受到批判，他几经辩驳才勉强保身。

1931年1月上旬，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在米夫的把持下，王明借机批判和打击异己，瞿秋白成为主要批判对象。1月下旬。张国焘回到上海，眼见王明得势，立马转舵，主动靠拢。在党内刊物《实话》第9期发表文章说：“四中全会是完完全全接受了国际路线，它建立了在实际工作中执行国际路线的基础。”“陈绍禹同志等是坚决执行国际和党的路线的最好的同志。”张国焘见风使舵，落到了实惠，与向忠发、周恩来并列为政治局常委。

王明人赏识张国焘的“虔诚”，认为他虽然犯过不少错误，但是入党早，是老资格中的老资格，可以拉到自己的小宗派里。土地战争中，中国有6大苏区，最大的两块是江西的中央苏区和鄂豫皖根据地。1931年4月，张国焘任鄂豫皖苏区中央局书记兼军委主席，陈昌浩任鄂豫皖苏区少共中央局书记，全权领导鄂豫皖苏区。

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吹自己是“披荆斩棘，艰难缔造”鄂豫皖根据地和红军的“园丁”，把根据地和红军发展说成他“推行新政策”、“整肃”等“种种努力的结果”。对第四次反围攻的失败，说成是“以土地革命为中心的苏维埃运动”的“先天缺陷有以致之”。

张国焘到来不久，就打出加紧“肃反”的旗号。1931年8月，有人给红12师师长许继慎送来一封劝降书，许继慎连人带信上交，张国焘却立即调查许继慎。有人供认许继慎要搞兵变，于是又抓了一大批人，保卫局通过拷打，跪板凳，灌辣椒水，坐老虎凳等酷刑逼供，有人受刑不过，胡乱认供，抓的人越来越多。许继慎据理力争，被绑在马上拖得皮开肉绽。两个月后，许继慎周维炯、熊受暄、姜镜堂、王培吾、陈翰香、吴荆赤、肖方、关叔衣、庞永俊、程绍山、柯柏元、魏孟贤、潘皈佛及一批营、连级将领被杀害。许继慎的妻子王望春是师政治部秘书，当时已怀孕，也被秘密杀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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