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董著《百年追寻》连载（51万字）六十二

2024年 3月 5 日 第 246  —  250页

第3章3

3、张国焘：中共创始人之一背叛中共

张国焘在回忆录中说：“我家可以说是诗书之家，历代相传直到我祖父和父亲一辈，大多是读书人。大屋里住着祖父一辈六房人家，每家都有收五百担到一千担的租谷的地方。”这话“谦虚”了，他家并非仅是“诗书之家”，而且是官僚地主。

1897年11月，张国焘生于江西萍乡上栗县金山乡山明村。祖上有4个可戴顶子穿补服的官，到他父亲张劼这辈，不大成器，不过是个拔贡，曾任浙江省审判厅推事。他童年时，在父亲好友廖石溪的私塾里读书，后到萍乡县县立小学读书。1914年到教育家熊育锡创办的南昌心远中学就读。1916年，他考入北京大学理工预科。

中国有学生运动的传统。有记载的最早可追溯到东汉太学生翻宦官的请愿活动所引发的“党锢”，所谓“锢”，就是终身不得做官；中有北宋末年太学生请愿要求起用抗金领袖李纲而演绎的“东京保卫战”；晚有康有为、梁启超的公车上书推进了维新变法。

1918年5月，留日学生代表到北大演说，痛陈冯国璋、段祺瑞政府与日本缔结《中日防敌军事协定》，罗家伦发表演讲，提议全体北大学生赴中南海新华门请愿和抗议。5月21日，北京各校两千多名学生到总统府示威游行，大总统冯国璋接见请愿学生，向学生解释条约内容，加上各校校长的劝说，偃旗息鼓。这次为时三天的学生运动成为第二年五四运动的一次热身。

1919年5月2日，蔡元培在学生饭厅召集学生班长和代表百余人开会，讲述巴黎和会上列强互相勾结、牺牲中国主权情况，次日，蔡元培得知国务院发密电令代表团签字，立即告诉国民杂志社负责人许德珩和新潮杂志社罗家伦。许德珩约集各校代表，在北大西斋集会商讨对策，决定5月3日晚在北大三院礼堂召开全体学生大会。

1919年5月3日晚，北大、北京高师、高等工业专门学校、法政专门学校、中国大学、朝阳法理学校、农业专门学校、医药专门学校、汇文学校、民国大学、铁路管理学校、税务专门学校、高等警官学校等12所中等以上学校学生代表参会。会上，北大新闻学讲师邵飘萍报告巴黎和会讨论山东问题的经过。

次日，蔡元培阻止学生去天安门，张国焘的应变能力得以施展，高喊：“示威游行势在必行，校长事先不知道，现在也不必管，请校长回办公室吧。”边说边和同学连推带劝的把蔡元培拥走。

罗家伦是张国焘的老乡，江西进贤人，1917年考取北大外语系。与傅斯年、徐彦之成立新潮社，出版《新潮》月刊，当选为北京学生界代表，到上海参加全国学联成立大会。五四运动中起草惟一的印刷传单《北京学界全体宣言》，提出“外争国权，内除国贼”口号。有一种说法是，“五四运动”这个词，就是罗家伦首倡的。

5月6日，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学联名称之始）成立，北大学生是骨干，有邓中夏、黄日葵、许德珩、段锡朋、易克嶷、张国焘、康白情等。据张国焘回忆，他是学联讲演部的部长。

学生运动最重要的斗争形式是演说，张国焘把各校精英汇集起来，分成若干讲演团，分赴街道、车站集市演讲，散发宣传，工作头头是道，组织领导能力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他与邓中夏、刘仁静被人并称“北大三杰”，邓中夏戏称他为“学生要人”。

6月2日，张国焘与6名北大学生被抓。内左一区警察署署长记述了经过：“6月2日下午2时余，据东安市场巡官白祖荫电称，有北京大学学生刘仁静、陈用才等二名在市场南门内售卖国货，并有该校学生牟谟用大洋一元购买，故意因钱惹人注目。经巡官、巡长等婉言劝说，而该学生等大声疾呼，谓警察阻制人民买卖自由，并齐声喧嚣……该学生等无理顽赖，决不转圜。乃经电禀将其送厅，而该学生又只推出二人代表到厅，其余五人在署候信。遂先将钟笃余、张国焘二人送厅后，又向在署之陈锡等五人劝解良久，始终坚持既不赴厅亦不走去。后据要求非有先赴厅学生之电话，彼等不能出署等情。”

张国焘仅被关押数日。警察厅档案记载：“讯据该行等同供，此次贩卖国货，各本良心上之主张，既不致影响外交，亦不致妨害秩序，警察因何干涉?请宣示理由等语。当晓以营业有一定之规则，市场尤有特定之章程，且现奉明令学生不得借端旷废，致荒本业。果如该生等行动，群相撞扰，既荒学业，复碍秩序、背定章。警察有保卫治安之责，无可放任。一再晓导，该生等始终不悟。至谓贩卖国货，如官厅认为违法，则请依法惩办。否则仍须贯彻初衷，自由售卖。滔滔逞辩，难以理喻。”6月8日，张国焘等被捕学生用汽车送回学校。

1920年，李大钊组建北京党的早期组织，张国焘是小组日常工作的组织者和会议主持人，多次到长辛店工人俱乐部演讲授课，深受工人拥戴，称他为“张孔明”，其社交能力可见一斑。

一大召开时，全国只有50多名党员，没有成立中央委员会。中央局成为中共第一届领导机构，由3人组成，除书记陈独秀外，便是组织主任张国焘和宣传主任李达。时年24岁的张国焘为何受到如此器重呢？他风华正茂时是奋发有为的热血青年。北京党的早期组织建成后，他即与工人接触，对工人运动有一定经验，这是其他代表不可比拟的优势。李达、李汉俊短于心计；山东代表王尽美和邓恩铭一副谦谦受教的样子；董必武、陈潭秋、何叔衡老实淳朴；毛泽东还很不成熟，沉默寡言。在陈独秀不能到会的情况下，张国焘被顺理成章的推举为会议主持人。事实上，一大会议是由他主持的。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建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总部最初在上海，后迁北京，张国焘担任过该机构的主任。1922年5月在广州召开全国第一次劳动大会，各地代表162人。这次大会使得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事实上成为全国工会的领袖。不到一年折腾起这么大的摊子，可见牛人不少，也说明工人阶级那时迫切需要代言人。

1922年初，张国焘出了一个更大的风头，前往莫斯科出席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并担任中国代表团团长。大会上，列宁被选为名誉主席，因在病中，未公开出席，只是在会议期间接见了中国代表的张国焘（共产党代表）、张秋白（国民党代表）、邓培（工人运动代表）和朝鲜代表金奎植。

列宁出现在几位中国人面前时朴实无华，像中国的乡村教书先生。谈话在轻松的气氛中进行。张秋白要列宁指教中国革命。列宁表示对中国革命的情形知道得很少，只知道孙中山是中国革命领袖，但不了解孙先生这些年来做了什么，不能随便发表意见。

列宁转而询问张秋白，中国国民党和中共是否可以合作？张秋白即作肯定表示：国共两党一定可以很好合作。

列宁以同样的问题问张国焘，张国焘回答，中国革命，国共两党应当密切合作，而且可以合作；又指出在两党的合作中可能发生若干困难，不过这些困难相信是可以克服的；中共刚成立不久，正在学习着进行各项工作，当努力促进各反帝国主义的革命势力的团结。列宁对张国焘的回答似乎很满意，并没有继续问下去。

告辞时，列宁紧握邓培的手,用英语向张国焘说：“铁路工人运动是很重要的，在俄国革命中，铁路工人起过重大作用；在未来的中国革命中，他们也一定会起同样的或者更重大的作用。”并请张国焘翻译给邓培听。邓培听了张国焘的翻译后张口大笑，点头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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