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董著《百年追寻》连载（51万字）五十九

2024年 2月   8   日 第 230   —238  页

 第3章

12名正式代表与1名列席者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1年7月23日至31日在上海举行，出席者13人，包括正式代表12人，列席者1人。在那个时代，这个班底的文化程度不算低，曾经留学日本的4人（李汉俊、李达、周佛海、董必武），出自名牌大学的4人（张国焘、刘仁静、陈公博、陈潭秋），毕业于师范学校的3人（毛泽东、王尽美、包惠僧），秀才1人（何叔衡），中学生1人（邓恩铭）。而且，除了毛泽东等人以外，有一半以上的人熟练地掌握一至两门外语。

1、李汉俊：是否第一个提出建党

1927年12月17日，林运圣带军警将李汉俊和詹大悲抓走。李书城知道后，请西路军总指挥程潜营救。程潜派秘书赶往汉口济生三马路(今汉口单洞口门内)，而岗哨不让进，随后告知已将李、詹二人处决，不准收尸。次日，桂系部队贴出告示，称李汉俊、詹大悲为共党首要分子。各大报作了报道，给他们带上红帽子，中国共产党机关刊物《布什维克》发表《冤哉枉也李汉俊》一文，否定李汉俊为共产党员，还说“若詹大悲也以共产党罪名遭枪毙，那更是冤枉也”。

詹大悲是湖北省蕲春县詹山村人，武昌起义爆发后，组建汉口军政分府，与孙中山私交不错。1923年1月，詹姓续修宗谱，詹大悲请孙中山撰写谱序。1988年5月，在詹大悲的家乡蕲春县，县人民政府将一所中学命名为詹大悲中学，肖克将军题写校名。

1933年，李大钊灵柩移葬西山万安公墓，武汉人民也要求安葬李汉俊，经国民政府同意，李汉俊的遗体移葬于武昌卓刀泉庙后。

李汉俊遇难时，遗孀陈静珠怀有身孕，带着李汉俊前妻（1920年病故）生的一儿（李声簧）一女（李声馥）东躲西藏，受尽折磨。

李汉俊从海外归国到遇害共9年。9年间，他时而上海，时而武汉，仅回老家潜江一次，后来虽然脱离了党组织，但没有做出对不起党的事，工人运动、学生运动、农民运动，反军阀、反帝国主义活动，几乎都有他的身影，可以说为中国的解放事业而牺牲的。

1952年8月，经董必武认定，毛泽东亲笔签署的烈士证书和内务部颁发的“革命牺牲工作人员家属光荣纪念证”发给李汉俊家属。毛泽东亲自签署的纪念证上写着：“李汉俊同志在大革命中光荣牺牲，丰功伟绩永垂不朽!”在“功勋湖北”大型评选活动中，李汉俊和他二哥、新中国首任农业部部长李书城双双高票当选，颁奖词说李汉俊是“马克思主义的播火者，一代革命家的领路人。当众多先辈寻找革命道路之时，他手中的笔，就如茫茫大海中的一座灯塔”。

2、李达和南湖的那艘画舫

   1890年10月，李达出生于湖南零陵岚角山镇佃农家庭，祖父叫李光亮，靠几亩薄地养了两男两女，次子是李达的父亲利辅仁，读了几年书。李达刚满5岁就跟着父亲识字。15岁时，他考入永州最高学府，也就是永州中学。15岁时，他中学毕业，家境贫寒，就业无门，只得报考师范学校。师范是培养师资的，不收学费。

1909年秋，李达考入北京优级师范学堂（北京师范大学前身），这所学校的宗旨是造就初级师范学堂的师资。校址在今北京和平门外南新华街，清代为琉璃窑厂，刚创办不久。他觉得可以踏下心来好好学了，没想到1912年秋，学堂暂时停办。他只得回湖南，先在一所中学任教谋生，后在湖南工业专门学校和湖南优级师范读书。

1913年，李达以第二名的成绩考取湖南留日官费生，赴日留学。殊不知，留学头一年患肺病，只得回国养病。养病3年，他与人合伙开了一家药店。1917年，他再次赴日，考入日本第一高等学校（后改称东京帝国大学），学的是理科。

1918年5月，段祺瑞与日本签订以苏俄为假想敌的《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议》，公然允许日本军队进入东北。日本“假虞灭虢”和段祺瑞政府引狼入室的协议，激起留日学生的愤恨。组织中华留日学生救国团。李达是救国团主要成员，率先遣队上百人，于5月中旬抵达北京。他同救国团阮湘等与北大学生许德珩于5月21日组织两千余学生请愿。这是民国以来第一次大规模学生爱国活动，许德珩后来称它是五四反帝爱国运动的预演。

游行请愿没达到预期目的，却使李达转向了。他后来说：“这次挫折，使我们深切地觉悟到：要想救国，单靠游行请愿没有用；在反动统治下‘实业救国’道路也是一种行不通的幻想。只有由人民起来推翻反动政府，像俄国那样走革命的道路。”

李达再次东渡日本后，放弃探矿专业。有文章说他师从河上肇，这种说法没有详实依据。河上肇任京都帝国大学经济学教授，主办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问题研究》杂志。《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础理论》由河上肇著,1929年在日本出版。1930年由李达译成中文，于同年6月出版。毛泽东在这本书上留下批注文字约110字，没有留下具体时间,根据批注内容可推测批读这本书是在抗战爆发之后。

1919年爆发五四运动，6月初，李达撰述《什么叫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目的》等文寄回国内，在上海《民国日报》邵力子主编的觉悟副刊发表。两篇文章阐述了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区别和联系以及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区别，概括了社会主义的政治目的和经济目的，初步说明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思想。

同年，陈独秀被捕，李达没有见过陈独秀，却发表《陈独秀与新思想》一文，说：“我们对他应该要表两种敬意，一敬他是一个拼命‘鼓吹新思想’的人，二敬他是一个很‘为了主义吃苦’的人。捕去的陈先生是‘肉体的’陈先生，并不是‘精神的’陈先生。‘肉体的’陈先生可以捕得的，‘精神的’陈先生是不可捕得的。”

1920年8月，李达从日本回到上海，拜访心仪已久的陈独秀，借住在陈寓的亭子间。陈独秀请李达主编《共产党》月刊。该月，陈独秀、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时在日本）、陈公培、陈望道、沈玄庐、李达等8人成立共产党发起组，推举陈独秀任书记。

在建党活动中，李达是宣传喉舌，翻译出版考茨基的通俗著作《马克思经济学说》，以及《社会问题总览》和《唯物史观解说》等。《马克思经济学说》1921年由中华书局出版。《社会问题总览》的著者高畠素之是《资本论》日译者，李达中译本于1921年4月由中华书局作为新文化丛书出版。《唯物史观解说》著者格尔曼·果特是荷兰社会民主党左派领袖。李达译本于1921年5月由中华书局作为新文化丛书出版，这是他对照日译本和德译本的全译本。

王会梧1898年生于浙江桐乡乌镇，1916年进湖郡女塾学英语，五四运动后到上海给中华女界联合会会长徐宗汉（黄兴夫人）做文秘。那时李达以留日学生理事身份参加在上海博文女校的中国学生联合会工作，得以与王会梧结识。两人都是适龄青年，感情发展快，在鱼阳里2号办了简单婚礼，新房就是《共产党》月刊编辑部。

1920年12月，陈独秀应陈炯明邀请赴广州担任广东教育委员会主任，上海党小组总书记由李汉俊代理。李汉俊与陈独秀通信商谈重大问题时产生分歧，互相指责，李达尽力调节，没结果。后来李汉俊辞去代理书记，《新青年》被迫停办，由李达代理书记。

1921年召开一大，会议由李达、李汉俊分别写信给北京、武汉、广州、济南、长沙等地党的早期组织，通知各派两人于7月20日来上海开会。因秘密召开，只说是开会，至于开什么会没说。

从1921年2月到一大正式召开，李达一直代理书记，并与李汉俊一起担任一大的发起与组织工作。夫唱妇随，王会梧参加一大会务筹备工作，中共一大的几个重要关头，她都在场。

私立博文女校在法租界白尔路389号（今太仓路127号）。学校不大，只有百把学生，会址选定和外地代表住宿等具体事务由李达负责。一天，李达对王会梧说，我们要开会，几个外地代表要住宿，你对上海熟，请找一下吧。王会梧立即想到博文女校校长黄绍兰。黄绍兰毕业于北京女子师范学堂，辛亥革命后黄兴出任南京留守处主任，黄绍兰在黄兴手下工作过。1917年担任博文女校校长，还聘请黄兴夫人徐宗汉为校董事长，王会梧当过徐宗汉的秘书。

黄绍兰和丈夫黄侃都是湖北人，与李汉俊是同乡。李汉俊的嫂子薛文淑是博文女校学生，李书城、李汉俊与黄绍兰相熟。黄侃是北京大学文学系教授，正值暑假，校舍空着，黄绍兰校长听王会悟说北京大学暑期旅行团要借此住宿时，一口答应。考虑到人员不多，王会悟租了博文女校楼上3间房，买了几张芦席，以备到会者打地铺。

不过，据说共产国际要派代表参加。洋人进出女校，容易引起密探注意，李汉俊提议到他家开会。就这样，会址定在李公馆。

1921年7月22日，最后一位代表陈公博倒上海的次日，在博文女校楼上，代表们开了个碰头会，包惠僧的说法是开预备会。陈潭秋1936年回忆一大说，“大会组织非常简单，只推选张国焘为大会主席，毛泽东同志与周佛海担任记录。就在博文女校举行开幕式”。包惠僧回忆录中说，不是全体代表都参加了会议，除包惠僧外，有李汉俊、张国焘、李达、刘仁静、陈潭秋、周佛海及毛泽东等，“李达也把王会梧带来了，我们在里间开会，她坐在外面的凉台上。”

7月23日晚8点多，一大在李公馆的餐厅召开。这是李达与毛泽东第一次见面。当夜，毛泽东睡博文女校的地铺。李达深感有失地主之谊，毛泽东说：“很好，凉快。”

7月24日举行第二次会议，李达代表上海发起组报告自成立以来所进行的工作。7月25日和26日休会两天，由张国焘、李达等起草党的纲领及以后的工作，7月27、28、29日连续召开三次会议。

7月30日晚8时，开第六次会议时，一个中年男子不顾在楼下望风的王会梧阻拦，突然闯进来，借口找人，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立即停止开会，现场留下李汉俊与陈公博，其他人解散。10分钟后，法国十几个巡捕进来搜查。这次搜查虽然没有损失，但看来会议已然引起外界的注意。当夜12时，多数代表集聚在李达住处，商量另择会址，王会梧建议到嘉兴南湖去，她的建议得到大家赞成。

嘉兴是王会悟读书的地方，情况熟，7月31日黎明，王会悟带领代表乘头班车到嘉兴，把大家安顿在张家弄鸳湖旅馆，王会梧像个导游，办好住宿手续后，请鸳湖旅馆账房管账先生代订画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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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名正式代表与1名列席者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1年7月23日至31日在上海举行，出席者13人，包括正式代表12人，列席者1人。在那个时代，这个班底的文化程度不算低，曾经留学日本的4人（李汉俊、李达、周佛海、董必武），出自名牌大学的4人（张国焘、刘仁静、陈公博、陈潭秋），毕业于师范学校的3人（毛泽东、王尽美、包惠僧），秀才1人（何叔衡），中学生1人（邓恩铭）。而且，除了毛泽东等人以外，有一半以上的人熟练地掌握一至两门外语。

1、李汉俊：是否第一个提出建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