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董著《百年追寻》连载（51万字）五十七

2024年 1月  30     日 第 221   —226  页

 第3章（续）

 12名正式代表与1名列席者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1年7月23日至31日在上海举行，出席者13人，包括正式代表12人，列席者1人。在那个时代，这个班底的文化程度不算低，曾经留学日本的4人（李汉俊、李达、周佛海、董必武），出自名牌大学的4人（张国焘、刘仁静、陈公博、陈潭秋），毕业于师范学校的3人（毛泽东、王尽美、包惠僧），秀才1人（何叔衡），中学生1人（邓恩铭）。而且，除了毛泽东等人以外，有一半以上的人熟练地掌握一至两门外语。

1、李汉俊：是否第一个提出建党

为了安全起见，李汉俊提议：“还是到我家去开会吧！”李公馆离博文女校只有二百多米，这个提议立刻得到了李达的支持。7月23日晚，穿长衫的，穿对襟绸白上衣的，穿西式衬衫打着领带的，留八字胡的，络腮胡子的，教授派头的，学生模样的，陆陆续续走进李公馆的后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随后就开幕了。

在讨论中，李汉俊和陈独秀、张国涛发生了争论。没有档案记录，都是当事人后来的回忆，而李汉俊牺牲的早，关于他们的争执，几乎成为难解的历史之迷。据陈谭秋回忆，当时李汉俊认为“中国无产阶级太幼稚，不懂马克思主义，须要长期的宣传教育工作”，因此主张首先把知识分子组织好，公开建立广泛的和平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术团体式的政党，等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知识分子中有了普遍的影响，然后由这些知识分子去组织工人、教育工人。

另一种说法是，一大上为知识分子问题发生激烈争论，焦点是“官吏和技术工作者能否成为党员”。根据陈独秀的思路，“共产党是工人的政党，不能没有工人，工会是共产党的基本组织，也不能没有”，所以中共首先“应在工人中宣传共产主义，并吸收一些先进工人做党员”。最后是强调纯洁性的一派占了上风，会议通过的党纲规定，中共只“组织工人、农民及士兵”，而且要“完全与黄色知识阶级及其他类似党派断绝一切关系”。这与李汉俊的观点正相反。

建党初期，争论很正常。因为那时大家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都很肤浅，成立党组织的理论基础薄弱，很多人投身革命后才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包惠僧说，多数同志先当了共产党员才学习马克思主义。李达回忆说，当时党内的人多注重实行，不注重研究，并有“要求马克思那样的实行家，不要马克思那样的理论家”的警句。

新中国成立后，薛文淑看到有些回忆文章说，一大是在楼上开的，也有说是在楼下开的。虽然一大开会时她既没看见，又不知道，但她肯定开会用过的长桌一直是放在楼下的。因为楼梯狭窄，长桌不可能搬到楼上，而且楼上也没有容纳这张桌子的地方。

会议的前期很顺利，可是代表们计划7月30日晚举行第六次会议，原定议程由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对会议讨论的各项问题发表意见，然后通过党的纲领和决意。马林来了，尼科尔斯基也来了。周佛海忽然腹泻，独自一人在博文女校里休息。

8点多，代表们刚在餐桌四周坐定，从虚掩的后门忽然进来一人，是个穿灰布长衫的中年男子，代表们问他找谁，他用怀疑的目光打量了一下会场，然后说：对不起，我找错地方了。说完就匆忙离去。这个男子正是时任上海法租界巡捕房政治探子的程子卿。

作为闯入中共一大的密探，有必要介绍几句程子卿，他生于1885年，江苏镇江人，读过私塾，后在米店当学徒。1900年前后从镇江到上海谋生，在十六铺码头做搬运工，在那里结识上海帮会头子黄金荣，结拜为帮，人称“黄老大”（黄金荣）、“丁老二”（丁顺华）、“程老三”（程子卿）。1905年，经黄金荣介绍，程子卿进入法国巡捕房当巡捕，后来升为刑事科的政治组探长。

按说程子卿是微不足道的小人物，但闯入中共一大的事使他在历史上出了名。当事人在各自回忆录中这样回忆那个陌生人：包惠僧回忆他“穿灰色竹布长褂”；李达说是“不速之客”；张国焘说是“陌生人”；陈公博说是“面目可疑的人”；刘仁静说“突然有一个人”；陈潭秋说是“一个獐头鼠目的穿长衫的人”。

程子卿走后，马林用英语询问李汉俊刚才是怎么回事，李汉俊当即用英语简要答复。马林用手掌猛击餐桌，当机立断：“一定是包打听!我建立会议立即停止，大家迅速离开!”

代表们一听，马上站起来，分别从前门走出李公馆，唯有李汉俊和陈公博没有走。李汉俊带着陈公博上了楼，坐在他的书房里。

陈公博为什么没离开？倒也不是刻意安排，而是逞能，跟张国焘斗气儿。他后来在《寒风集》中自云：“我本来性格是硬绷绷的，平日心恶国焘不顾同志危险，专与汉俊为难，现在有了警报又张皇地逃避。心中又是好气，又是好笑，各人都走，我偏不走，正好陪着汉俊谈话，看到底汉俊的为人如何，为什么国焘对他有这样的恶感。”

十多分钟后，法租界巡捕房派出的警车在门口停下，冲出十多人包围李汉俊的住宅。3名法国警官带着4个中国密探进入室内，搜查后未发现政治活动证据，得知此处是李汉俊的哥哥、曾任北洋政府陆军总长李书城将军的公馆，最后化险为夷。

1944年，陈公博在写的回忆文章《我与中国共产党》中，补充了一个搜查中的情节：他们什么都看过，唯有摆在抽屉里的一张共产党组织大纲草案，却始终没有注意，或者他们注意在军械罢，或者他们注意在隐秘地方而不注意公开地方罢，或者因为那张大纲写在一张薄纸上而又改得一塌糊涂，故认为是一张无关紧要的碎纸罢，连看也不看。密探们仔仔细细搜查李公馆，陈公博在一旁不停地抽烟。他竟把整整一听“长城牌”48支烟卷全部吸光!

密探们为什么会突然闯入一大会场呢？是马林引起了注意。马林1921年4月在奥地利维也纳被捕，获释后动身来华，途经科伦坡、巴东、新加坡、香港时都受到严格检查。到上海后，密探更是把马林的行踪查得清楚，记录在案。7月23日当晚,马林来李公馆时就引起密探的注意。首先进入李公馆侦查的便是程子卿。

1949年，程子卿给宋庆龄写信求救。宋庆龄接信后，将程子卿在上海帮助她营救革命人士的事向毛泽东做了阐述。根据当时处理反革命分子的原则，对程子卿宽大处理，不仅未予逮捕，而且经宋庆龄等“疏通”而获释。1956年，他病逝于上海建国中路家中。

法国巡捕搜查会所时，薛文淑并不在家，当她回到李公馆时，刚进门就发现天井里有些烧剩下的纸灰。厨师老廖告诉她说，有法国巡捕来搜查过二先生（指李汉俊）的房间，但是并没有抓人。

后来薛文淑写文章说：“这时汉俊不在家，我上楼到他房间看了一下，除了书架上的书比较凌乱意外，没有别的迹象。其他房间据老廖说巡捕连进都没有进过。”因为，家中并没有损失什么东西，再加上李书城要薛文淑少管汉俊的事，所以李汉俊回来后，薛文淑也没有问他怎么回事，李汉俊自己也没提。后来薛文淑回想起来，才知道那时家中刚开过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吴董著《百年追寻》连载（51万字）五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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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名正式代表与1名列席者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1年7月23日至31日在上海举行，出席者13人，包括正式代表12人，列席者1人。在那个时代，这个班底的文化程度不算低，曾经留学日本的4人（李汉俊、李达、周佛海、董必武），出自名牌大学的4人（张国焘、刘仁静、陈公博、陈潭秋），毕业于师范学校的3人（毛泽东、王尽美、包惠僧），秀才1人（何叔衡），中学生1人（邓恩铭）。而且，除了毛泽东等人以外，有一半以上的人熟练地掌握一至两门外语。

1、李汉俊：是否第一个提出建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