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太雷和俞秀松是从伊尔库茨克转赴莫斯科的，张太雷担任过维经斯基的翻译，又有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舒米亚茨基保荐，按说身份和资格不是个问题。那么，为什么会产生问题了？原因是先后到达莫斯科的，还有其他“中国共产党”代表，而且有二家已得到共产国际三大的代表证。不用说，这是一个相当严峻的问题。

前景不容乐观。张太雷、俞秀松来到了莫斯科，而他们所代表的中国共产党还没有正式成立，即便正式成立了，也只有几十个人，仅仅是江亢虎的“中国社会党”党员人数的万分之一。历史的天平似乎朝着江亢虎的方向倾斜，而在此时，张太雷、俞秀松等连代表资格问题还没有解决，正在襁褓中的中国共产党有夭折的危险。

此时上海正在筹办中共一大。由于通讯方面的原因，中共的领袖人物陈独秀、李大钊还有其他同志根本就不知道万里之遥的莫斯科发生的一切；根本就不知道张太雷、俞秀松肩上的千钧压力，也不知道襁褓中的中国共产党正在进行一场生与死较量。

6月22日，共产国际三大开幕之日，张太雷、俞秀松发现江亢虎、姚作宾也以代表身份出席大会，立即警觉起来。尽管他们的代表资格还在解决中，但还是清醒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不能听之任之。

俞秀松说动就动，单独具名，十万火急地向《中共代表俞秀松为姚作宾问题致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声明书》，指出自称是“中国共产党代表”的姚作宾等人，其实不是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姚作宾等在第二次中国学生大罢课期间已成为中国学生唾弃的卑鄙叛徒。并且严正声明，他们没有任何资格同共产国际进行联系，凡是共产国际同他们讨论甚至决定的事项，中国共产党都不承认，要求撤销对姚作宾所谓的“共产党”的承认，取消姚作宾出席大会的资格。

接着，由俞秀松领衔，张太雷、陈为人联合另外14位可以观摩会议的持来宾证的同志，联名致函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季诺维也夫，揭露江亢虎是十足的政客及其反马克思主义的面目，强烈抗议大会资格审查委员会承认江亢虎代表资格。

江亢虎时年38岁，张太雷年仅23岁，二人在莫斯科不尴不尬地见了一面。据江亢虎后来叙述：6月22日晚，共产国际三大在莫斯科大剧院举行开幕式，见张太雷与远东书记处负责人舒米亚茨基入座，即“询之曰：‘君代表券乎，来宾券乎？请相示。’张不可，而搜索余券。余立示之，张乃以其券相示，则亦代表券也。”

那时，江亢虎信心满满，他知道代表券仅有资格缩在某个角落里听会，而没有发言资格。但是，大会进行到第4天，风声变了。江亢虎沮丧地说：“不意国际会竟将余券收去。”遂致函共产国际领导人季诺维也夫：第三次大会开幕当天，我领到具有决议权的代表证。可是在出席大会4天后，在没有任何解释的情况下，卡巴斯基同志要我交还代表证，并剥夺了我作为来宾的权利，我认为这是一种侮辱，表示抗议。后“细访其故”，系因张太雷“致书共产国际”。

《张太雷、俞秀松给季诺维也夫的信》现存中央档案馆，《江亢虎给季诺维也夫的信》存俄罗斯社会政治史档案馆。当时，两位中国年轻人真的急眼了，委委屈屈的，火药味十足，信中说：“鉴于资格审查委员会给骗子江亢虎以代表资格，本代表团认为有必要提出抗议，特作如此说明：江亢虎以何种名义出席代表大会，是代表中国并不存在的中国社会党？在这并不存在的社会党里更没有什么左翼，那么他以何种名义参加？江亢虎在中国只是作为一名总统顾问为人所知，他根本不是社会主义者，如果第三国际允许北洋政府的总统顾问参加，就会失去中国青年的信任，给我们重大打击。”

张太雷和俞秀松在国际社会中一文不名，站在他们身后的中国共产党还没有正式召开成立的代表大会，怎能扛过势大力沉的江亢虎和姚作宾呢？而且江亢虎和姚作宾的“中国共产党”已完成大会的手续审查，拿到了必要证件。用中国老话来说，生米已做成熟饭。

追究其中的转机，可看到一个俄国人的身影。中国人应当记住鲍里斯•扎哈罗维奇•舒米亚茨基这个名字，他是俄籍犹太人，1886年生于西伯利亚的乌兰乌德，1903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党，后来被派到哈尔滨，化名西林，进入中东铁路三十六棚总工厂当一名镟工，是俄国社会民主党最早派往中国的人员。

西林在哈尔滨开了个小酒馆，挂牌子叫西林屋。小铺不以赢利为目的，只为穷哥们有地方扎堆，嚼酸黄瓜，喝小酒，发牢骚。1905年，中东铁路附属工厂秘密成立俄国职工联合会。1907年初，西林向中东铁路附属工厂的中国人吴泰发邀请，西林屋破天荒招待中国客人。4月，吴泰和西林制订中俄工人共同庆祝五一劳动节行动方案。五月一日午休的汽笛声响，中俄工人涌出厂门，向三十六棚后身的江边聚集。地包、车站、铁路印刷厂、八区制粉厂、港口的中俄工人也从四面八方汇集，形成三千多人的队伍，乘预先准备好的船只迅速过江集结。江北极乐村不属沙俄军警管辖范围，吴泰宣布不能饿着肚子开大会，先野餐。中俄工人打开准备好的饭盒，团团围坐，开始史无前例的大聚餐。西林宣布大会开始，然后讲演，呼口号，再后就是联欢。1910年哈尔滨全城搜捕，54名俄国工人入狱，西林逃离哈尔滨，流亡地点挺老远，在南美洲的阿根廷。

1913年，舒米亚茨基回国，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派，不久被捕。二月革命后出狱。内战期间，他反对同德国的《布列斯特合约》。这点挺不简单，因为当时是俄国（布）的第一把手列宁力主签订与德国妥协的《布列斯特合约》的。

1918年12月起，舒米亚茨基任东西伯利亚地区军事革命委员会主席。1920年6月任俄共（布）中央委员会远东局主席及远东共和国外交部长。1920年7月出任远东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1921年后在伊尔库茨克任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书记。1921年任共产国际驻远东全权代表。在负责远东工作期间，他对中国、蒙古、朝鲜等地的共产党组织的创建和发展起到了关键作用。

由于舒米亚茨基的斡旋，张太雷、俞秀松的信受到共产国际重视，共产国际三大会议速记文件中，出席大会的中国代表前后有出入，开头是“共产主义团”和“左派社会主义党”，两种说法都含混，记录的末尾则改为“共产党一人、青年团一人”。很明显，张太雷、俞秀松两人致书共产国际是造成这一变化的原因。舒米亚茨基因此被中国党史研究者称为“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推手”。

舒米亚茨基在共产国际三大发挥的作用是，由于上海共产主义发起组原来为杨明斋准备的文件邮寄给伊尔库斯克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没有收到，舒米亚茨基帮助张太雷完成了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舒米亚茨基到底是有经验的老布尔什维克，称：“这份报告是按纯粹的马克思主义的方式写的，没有任何陈辞滥调。它的基础乃是对各种力量和形势的严肃客观的评价。代表大会将据以做出结论，并制定出对待共产主义运动的工作方法和立场。”

当然，除了用布尔什维克的习惯语言完成报告外，舒米亚茨基还有必要的活动。不管怎么说，他的身份是共产国际派驻远东的全权代表，不仅熟悉中国东北三省的情况，而且比共产国际其他领导人更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在《致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代表张太雷同志的报告》中说：“为了阐述我们的目标、原则和策略，为了清除组织中的无政府主义的成份，我们认为，1921年3月召开的由各个组织的代表参加的会议是必要的。当时以会议的名义发表了关于我们的目标和原则的共同声明。这次会议还制定了临时纲领。”

这份报告抓住了要害问题，那就是明确中国共产党已彻底地摒弃了无政府主义，是社会主义政党。这一点至关重要，也就是说，江亢虎、姚作宾所代表的政党，充其量是无政府主义政党。

这份报告虽然是以几个中国年轻人的名义发出的，却有舒米亚茨基大量的后台工作。正由于此，共产国际十分重视张太雷、俞秀松的信件，做了认真研究，随即收回了江亢虎、姚作宾的代表证。

7月20日，据《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主席团与中国支部及杨好德同志联席会会议记录第1号》，张太雷的正式代表，俞秀松的列席代表资格得到解决。共产国际已经在7月12日闭幕。代表资格属于追认。虽是追认，但是他们在会议的活动没有受到影响。

然后，他们向大会提交了《关于建立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中国支部的报告》、《致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书面报告》，及《关于殖民地问题致共产国际三大的提纲（草案）》三个重要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