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董著《百年追寻》连载（51万字）之十七

2022年 3月  16  日 第44 —  46页

第2章         南陈北李：南方陈独秀和北方李大钊

（续）

1913年前,严复任北大校长期间，聚结了一批桐城派后人，当时林纾和桐城派弟子在北大占据重要位置。严复退隐后，何燏时任校长,章门弟子开始聚结，无论在思想观念上还是人事纠纷上，都与桐城派有激烈争斗，结果是林纾及与他要好的姚永朴、姚永概辞职离。从表面看，这是北大人事结构与势力调整，实际也预示桐城派呈现江河日下走向。但是桐城派没有就其罢休，尤其以林纾为首的抱持己见，守成不变，且开骂不断，不能不产生一定社会影响的。

陈独秀团结了两股势力，即新兴皖籍文人和章门弟子。前者邀胡适加入，后者选钱玄同。前者善破善立，后者是敢破阵的斗士。陈独秀将载有《文学改良刍议》与编者按的《新青年》寄给钱玄同，接下来发表《文学革命论》，同时载钱玄同信。无论是自己的文章还是钱玄同的文章，都对桐城派展开了猛烈的炮击。陈独秀提出的是“妖孽说”，钱玄同则发明了“选学妖孽，桐城谬种”。

胡适对过激言论不认同，希望能心平气和研究讨论。陈独秀给胡适的回复是“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对钱玄同无保留的支持，激发了钱玄同的极大地热情，不仅敢于面对对手，不依不饶，即使面对各种压力也矢志不渝。对钱玄同的言论，有读者批评：“不赞成则可，谩骂则失之。”钱玄同拒绝桐城派与选学家，无论何人，无不视为正当之文章。后者流毒已千余牟，前者亦数百年；此等文幸，除了谩骂，更有何术?鄙人虽不文，亦何至竞瞎了眼睛，认他为一种与我异派之文章，而用相对的论调，仅曰“不赞成”而已哉。

《新青年》与桐城派的交锋中，主要对手是林纾。林纾与桐城派传人关系密切，唯有他执言动粗与《新青年》叫板。陈独秀扶持钱玄同开展笔战，甚至策划钱玄同、刘半农演出一场双簧，手法虽然不地道，却收到不错的效果。对这场笔战，胡适认为按照他的“实验”态度开展文学革命，至少还需要十年，“但陈独秀的勇气恰好补救这个太迟中的缺点”。如没有陈独秀的精神，“文学革命的也难懂决不能引起那样大的注意。反对即是注意的表示”。

后来，《新青年》同仁对桐城派有冷静反思，认为桐城派多可取之处，与新文化运动亦不无渊源关系。经曾国藩放大范围后的桐城派，慢慢与新兴文学接近，新文学运动的开端是被桐城派中的人物引起来的，只是其中有的跟不上潮流，又退缩回去而变为反动势力。

《新青年》反对封建文学潮流，主要包括反对刘师培、林琴南为代表的文选派和桐城派封建复古势力反对白话文维护文言文，反对新道德维护旧道德，对批评黑幕派文学和鸳鸯蝴蝶文学，展开对诋毁革命文学的上海美术界守旧派人物的斗争。1919年 1月发表陈独秀的《本志罪案之答辩书》﹐回答了封建势力对文学革命的各种非难﹐可看做是《新青年》同人在这场斗争中最有代表性的宣言。

《新青年》先后译介俄国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契科夫、安特莱夫、索洛古勃、库普林、阿尔志跋绥夫、波兰的显克微支、瑞典的斯特林堡、法国的莫泊桑、英国的王尔德、格里高里夫人、印度的泰戈尔、日本的武者小路实笃等人作品。第4卷第 6期是易卜生号。还译介了俄国高尔基、卢那察尔斯基的文学论文。

胡适在美国留学多年，认定欧美的民主政治是中国最好的出路。他抱定国民性不改变则中国永远没有希望的认识，重视思想学术上的启蒙运动，反对激进躁动，更反对流血的阶级革命，坚持改良主义。

陈独秀不是理论家，从亲身经历和惨痛体验中得到教训，提出惊世骇俗的思想。他一直没有加入同盟会，对狭隘排满的种族革命不感冒，不屑于革命党只依靠华侨和会党的做法，既不认同当时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也不认同梁启超的立宪派，而是独树一帜地提出从改善国民性入手。在他看来，中国国民思想太落后，几千年的封建统治养成的奴性思想太严重，最紧迫的是改变国民性。

1918年10月﹐李大钊在《新青年》发表《布尔什维克的胜利》、《庶民的胜利》等文，《新青年》革命色彩渐显。在李大钊看来，中国需要改造的并不是陈独秀所说的国民性，而是国家的本身。

9、生活随意，嫖娼引发了大麻烦

胡适被蒋介石称为“新文化中旧道德之楷模”。但胡适也荒唐过，与狐朋狗友吃喝嫖赌。1909年10月，他的“家事败坏到不可收拾的地步”，看戏，打牌，逛窖子成为排遣苦闷的三大方式。新公学一个叫何德梅的混血儿住东屋，胡适等人住西屋。“何德梅常邀这班人打麻将，我不久也学会了。我们打牌不赌钱，谁赢谁请吃雅叙园。我们这一班人都能喝酒，每人面前摆一大壶，自斟自饮。从打牌到喝酒，从喝酒又到叫局，从叫局到吃花酒，不到两个月，我都学会了。”据他自云：“我那几个月之中真是在昏天黑地里胡混。有时候，整夜的打牌；有时候，连日的大醉。”

吴董著《百年追寻》连载（51万字）之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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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南陈北李：南方陈独秀和北方李大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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