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董著《百年追寻》连载（51万字）之三

2022年  11月  9  日 第 7  — 9  页

第1章         南陈北李：南方陈独秀和北方李大钊

（续）

2、去日本五次，没有拿到一纸文凭

早先，杭州有个求是书院（浙江大学前身）。1897年，陈独秀入求是学院，学法文和造船。当年这两门都不是正经学问，仅出于谋职需要。殊不知他迷上了法国以至法国革命。后世研究者有个判断，他去日本留学的初衷，或许打算拐着弯儿琢磨法国。

陈独秀去日本五次，一次旅游，一次亡命。其余三次名义上留学，但一次学日文，另两次学英语，没有接受过日本全日制大学教育。

1901年10月，陈独秀头一次去日本，进入东京弘文学堂。当时东京的中国留学生不满百，成立了励志会，他也参加了。后来这个会分裂成稳健派（曹汝霖、章宗祥等）和激进派（张继等），两派势不两立。曹汝霖追随君主立宪，一次与鼓吹革命的张继激辩，两人互掷皮鞋，差点发生肢体冲突。没多久，陈独秀和张继退出励志会。张继是河北沧县人，父亲曾经担任保定莲池书院斋长。

此时，梁启超在日本避难，日本名为吉田晋。慈禧太后捕杀维新党人时，若不是日本公使林权助相救，梁启超早就和谭嗣同一起到刑场高吟“有心杀贼，无力回天”了。梁启超逋居日本，仍执中国舆论之牛耳，他办的《清议报》源源不断地向国内舆论界输送域外新知新学。陈独秀这次在日本滞留6个月，次年春回国。可以说，梁启超在日本时抛弃了康有为，陈独秀差不多也这样。

1902年，陈独秀两次去日本留学期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他编辑的《小学万国地理新编》，这部书的内容主要是他在日本学到的知识，实为新编的“世界地理教科书”。

1902年9月，陈独秀第二次到日本，入中国留学生热门的成城学校（该校至今仍存，位于东京都新宿区原町3丁目87番地）。在这儿，陈独秀结识了章太炎、邹容、蒋百里、苏曼殊、刘季平、冯自由、汤尔和。1902年冬，他们成立青年会。会约规定“以民族主义为宗旨，以破坏主义为目的”。“破坏主义”不是捣蛋的意思，梁启超解释说：“历观近世各国之兴，未有不先以破坏时代者。”也就是说，要建立新国家，非得把旧的坛坛罐罐砸烂。

苏曼殊1884年生于日本横滨，父亲是广东茶商，生母是日本人，他15岁与日本姑娘菊子相恋，他家反对。菊子父母的脸面挂不住，当众痛打菊子一通，菊子遂投海死。他万念俱灰，回广州后在蒲涧寺出家，成为情僧。他那样柔情万种、放浪形骸者，难得一见。

邹容生于四川巴县，父亲经营棉纱、棉布和杂货生意，1898年随兄应巴县童子试，罢考而去，遭父笞责而志不改。得知谭嗣同等六君子遇难的消息，作诗“赫赫谭君故，湘湖士气衰。惟冀后来者，继起志勿灰。”后入重庆经学院读书。1902年自费东渡日本。

陈独秀硬朗，别人不敢做的事，他敢抻头。他的第一个惊人之举是惩罚清朝派驻日本监管留学生的官员姚煜。姚煜勾引留日学生监督钱某的小老婆。1903年3月的一天夜里，陈独秀约上张继、邹容，闯入姚宅，张继抱腰，邹容捧头，陈独秀挥剪，咔嚓一下把姚煜的辫子剪下。另一说法是，陈独秀抱头，邹容咔嚓。不管邹容还是陈独秀，咔嚓这下使得姚学监的威信彻底扫地。这个故事后来成了留日学生中久传的段子，陈独秀、张继、邹容因此被遣送回国。

那时鲁迅在东京学日语，像个看客，应当清楚姚昱事件。同在东京，鲁迅与陈独秀碰面概率应该很高，不过没有材料证实。其实，他俩即使见过面，也难有印象，因为那时二人都还没有名气。

章士钊1905年流亡日本，和陈独秀、苏曼殊在神田区猿乐町二丁目番地清寿馆。陈独秀晚年说，这次在日本交往最熟的是章士钊、苏曼殊，三人住在一个贷家里（几人合租一屋居住）。

1906年夏，陈独秀与苏曼殊结伴游日本。秋初，日本枥木县日光山，高约百米的华严瀑布似白练呼啸而下，空谷中水声如雷。陈独秀在半山腰呆了半晌。常有青年人在这里自尽，人们叫它死亡瀑布。想到革命义举屡屡失败，他吟道：“死者浴中流，吊者来九州。可怜千万辈，零落卧荒丘。”茫然无措，尽在字里行间。

陈独秀这次在日本滞留了两年半。1909年秋，因兄长在沈阳病逝，回国料理丧事。辛亥革命后遭通缉，陈独秀携高君曼逃亡上海，躲在汪孟邹开办的亚东图书馆编写《新体英文教科书》。此书原定的编写4本，编写完2本作罢。他无事可做，陷入困境。

1914年春传来个消息：章士钊在日本创办《甲寅》杂志。他给章士钊写信说：“近日书业，销路不及去年十分之一，故已搁笔，静待饿死而已。”章士钊接信，邀请老友来日本协办《甲寅》。当陈独秀出现在甲寅编辑部门口时，章士钊说：我们又要一起过穷日子了，穷的合穿一件汗衫，整日与虱子为伍。陈独秀放怀大笑。

还在上海时，章士钊将署名烂柯山人的《双枰记》交苏曼殊带给陈独秀，请其作《叙》。《双枰记》在《甲寅》第4期、5期连载。章士钊觉得陈独秀的《叙》中有未尽之言，如能循此做一篇文章，岂不是更好？陈独秀早有此意，不分昼夜做起这篇“像样文章”。11月10日，《甲寅》第１卷第４号将署名“独秀”的《爱国心和自觉心》和署名“独秀山民”的《双枰记•叙》同时发表。

文章认为，自古以来，中国人要么感情用事，如屈原“愤世忧国，至于自沉”；要么智识超凡脱俗，如老子虚谷无为，“丁达世谛，骑牛而逝”。两种极端都不足为训，中国人的国家观念不正确，往往把皇帝同国家混同，把爱国与忠君相等。自古以来的统治者不是建设者，纵是所谓难遇的“圣君贤相”，所作所为也“皆以谋一姓之兴亡，非计及国民之忧乐”。如何提高？他没想好，说了不少丧气话。不少人看了该文，斥诘作者“不知爱国，宁复为人”。章士钊理解释，作者是危言耸听，正话反说，称赞陈独秀“汝南晨鸡先登坛唤”。

办杂志不容易，章士钊纵然意气风发，办《甲寅》这种杂志，却欠着很大火候，鲁迅不遗余墨地嘲弄这本杂志“满是典当风味”。撩开表面的风光，章士钊真够失败的。

1915年6月中旬，陈独秀回国。在日本受到《甲寅》的启发，打算回国后办一份进步杂志，此即后来的《新青年》。

吴董著《百年追寻》连载（51万字）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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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南陈北李：南方陈独秀和北方李大钊

（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