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董所著《陌生的老路》连载(二十二)

2021年6 月  2   日   第87   —  95 页

                     3、圆珠笔和歼击机

虽然中国是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但诸多产业缺乏核心技术、关键元器件，对国外核心技术、关键元器件、关键和成套设备依存度非常大。多数制造行业长期处于国际产业链低端，国内知名企业实际是国外企业的生产车间，被发达国家绑定，盈利水平和能力受严重挤压，绝大部分产业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碎片化”，失去核心竞争力，成为没有“内核”的产业，这是中国早已出现的“产业空洞化”。

对中国这样一个经济增长空间巨大的发展中大国来说，从产品与技术的国际分工层次看，多数产品集中在低附加值产品领域，严重依赖国外技术创新，盈利水平受到严重的挤压。中国在少数科技领域达到国际领先水平，不能掩盖在整体上仍属于技术引进和模仿国家的事实。尽管在第三轮国际产业转移中，跨国公司将部分采购中心、研发中心迁到了中国，中国逐步走出了“微笑曲线”的底部，但是仍然有大批高科技企业事实上只是披上高科技外衣的传统企业。企业生产工艺或技术只是通过购买、代理等方式获得某项专利的一定期限内的使用权，企业本身只是帮跨国公司赚取利润的一个生产工具，缺乏必要的发展后劲。

另一方面，过于依赖技术转移又大大地削弱了中国企业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的主动权。部分本土企业的技术进步的努力，遭到了国外资本的重重打压。处于产业分工顶端的跨国公司的意图很简单：就是使中国长期处于国际分工的中低层次，扼杀中国企业自主创新的主动权。

中国日渐做大的制造业规模，实际以在华外商投资企业的不断膨胀为基础的。如果GE、苹果、通用汽车等在华投资美国企业果真实现产业回流，如果日本和欧洲在华投资企业采取类似行动，中国制造业规模将迅速跌出世界前五。随着劳动力成本上升、人民币升值和原材料价格飙升，加上全球经济增长放缓等因素，在中国制造业核心板块的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长期以来凭借高度专业化和价格竞争为利器的制造业集群已进入低谷和调整期，部分企业开始外迁，可能对中国制造业造成致命打击的全球第四次制造业转移正从中国启动。与此相对应，日本制造企业正在回归本土建厂，美国启动再工业化，中国原有的本土配套企业专用性投资将遭受沉没损失，在缺乏自主创新技术的制约下，中国制造业不仅难以实现整体升级，还面临着日益严重的“产业空洞化”。

尽管日本的产业空洞化严重，而同样发达的欧美国家的产业并没有空洞化，而是“内核化”。可以说，产业空洞化对于欧美发达国家来说，是个伪命题，欧美发达国家只是将低端制造业转移到国外，其实是顺应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必然现象。工业化国家曾经都拥有较完整的工业体系，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原有的工业体系出现了“碎片化”。发达国家往往留下高科技内核，把低端制造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并且在转移过程中，伴随着金融服务业和信息服务业的发展，使得整个国家的产业经济形成了由金融服务业和信息服务业的“微笑曲线”与高科技产业的“倒微笑曲线”共同构成的“元宝曲线”。

以美国为例。美国以军工为代表的核心高科技、前沿高科技的产业从来就没有外流过。美国的实际情况是，整个国家产业非但没有“空洞化”，反而是更加“内核化”。这种“内核化”恰恰使得整个美国产业的布局形成了一个“元宝曲线”。美国的整个产业布局基本上是由金融服务业和信息服务业为两端，由军工高科技、前沿科技产业为中间凸起部分构成的“元宝曲线”，即美国的金融服务业和信息服务业形成了“微笑曲线”翘起来的两个“嘴角”，而以军工为核心的高科技产业，尤其是成套装备制造业在本土制造，使美国的产业形成了一个垄断性的“倒微笑曲线”，两者构成了一个极具竞争力的“元宝曲线”。所以美国从宏观产业布局上看是“元宝曲线”，从微观上看，一些重要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的商业模式也是按“元宝曲线”运作的，从而形成了一个“元宝化”的产业发展战略，所以美国根本就不存在产业空洞化，反而是产业体系“内核化”，使得核心技术更加突出。

同样，西欧、日本等发达国家在进行产业转移的时候，牢牢控制着研发和营销等产业链的高端，从来也没有将高科技的核心部分转移出去，并且精心打造出能够绑定全球相关企业的产业链。表面看，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过程中，发达国家步入本土产业链“碎片化”过程，实际上发达国家依托先发优势，始终有效地主导和控制着产业链，这就是所谓的产业软化。对欧美等发达国家来说，并不存在“产业空洞化”的隐忧，而是出现了产业软化的现象，并且更具有粘性力和控制力。

对于中国来说，所谓产业空洞化，倒是全球经济一体化以来就一直面临的问题。中国在计划经济时期，虽然工业水平并不先进，但产业体系基本上完整。改革开放后，中国在顺应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中，成为了制造业大国，而这个过程恰恰是中国完整的产业链体系被摧毁的过程。由于这个过程是被动的，因此只能处于制造业的低端，实际上这种状况才存在“产业空洞化”的风险，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诸多制造行业没有竞争“内核”。虽然我们是世界上第一制造业大国，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较大，但诸多产业缺乏核心技术、知名品牌、关键元器件、关键和成套设备，对国外核心技术、关键元器件、关键和成套设备的依存度非常大。我们的绝大多数制造行业长期处于国际产业链的低端，一些企业实际上只是国外企业的生产车间，被发达国家所绑定或者控制，盈利水平和能力受到严重挤压，绝大部分产业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碎片化 ”，失去了核心竞争力，成为了没有“内核”的产业，这是中国早已出现的“产业空洞化”。

二是金融服务业和信息服务业的发展受到抑制。中国在成为所谓制造业大国的过程中，大量资本由境外流入，因而抑制了本土金融服务业全面发展。同时，由于失去了自主研发、复杂产品集成、营销服务等核心环节，使得信息服务业也同样受到了抑制，加上中国自主创新能力不足等诸多因素，成为中国产业始终难以摆脱低端的重要原因。

现代管理发展过程经历了生产流程细分、市场细分和价值细分三个重要的阶段。这种细分进一步推动了社会化大分工，提高了劳动生产效率，催生了“微笑曲线”和“倒微笑曲线”两种典型的基于价值最大化的经营模式。对某些企业来说，研发和营销是价值创造的关键环节，只要牢牢抓住这两个环节就可以构筑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在产业附加值分布上呈现为一条“微笑曲线”。对另一些企业来说，研发和营销仍然至关重要，但在制造环节拥有独特的核心竞争力，制造对价值创造贡献更为显著，在产业附加值分布上呈现为“倒微笑曲线”。将“微笑曲线”、“倒微笑曲线”叠加，得来可以得到新的曲线，因其类似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金元宝的轮廓线条，林左鸣将其命名为“元宝曲线”，体现了研发设计、高端制造、营销及品牌三个价值增值核心环节。

平心而论，中国不必对低端加工业外流和所谓的“产业空洞化”谈虎色变。所谓产业空洞化是国际分工的必然。由于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处于不同阶段，需要转移部分制造业，发展高端制造业或者服务业，因而制造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下降，这是正常的经济发展规律，是后工业化的必然结果，不能笼统称之为产业空洞化。

中国面临的问题是由于劳动力和土地等成本上升，已形成的制造业会向更低成本的地区转移，但这也是中国加快转变发展方式必须经历的阶段。一方面沿海制造业可向内地转移，但由于内地运输成本、资源环保要求等方面的提升，可能导致外向型的企业竞争力不够；另一方面是资本走出去，中国的资本连同生产线向国外低成本的地区转移，这也许恰恰是中国加大力度发展金融服务业的良好机遇，因此中国在产业发展方面必须向发达国家学习，实现“元宝曲线”。

发达国家不可能大规模回归传统制造业。中国形成的低端制造业没有向发达国家回流的可能，就算发达国家认为中国制造成本过高，也会选择成本更低的地方。当然，对前沿或高端产品，如果本土能够承受成本，发达国家可能降低转移出去的比重。但截至目前，全球经济一体化和国际大分工的格局并没有改变，如果一个国家什么都做，在一个国家把全产业链都包了，拒绝国际分工，核心竞争力就不会突出，整体竞争力会下降，因此发达国家必然会向外转移低端制造业。

在当代发达国家中，产品设计都外包了。例如，波音787的设计就大量外包，退回去没有出路。全球经济一体化是启动第三次工业革命，进入自工业化时代的前奏。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所谓回归制造业，再工业化，不能理解为停止实施产业外包。如果把这样的做法大规模付诸行动，结果一定适得其反。但是，不能排除发达国家加速推进自工业化或者发展再制造，并且力争把这一类新技术尽可能地留在本土发展。

中国的应对方式是加速转型升级，快速形成自己的竞争内核。围绕金融、信息服务业、前沿和高科技产业形成国家产业的“元宝曲线”。要大力发展广义虚拟经济，包括金融服务业、信息服务业，比如电子商务企业做得不比外国的同类企业差。要大力发展高科技产业，形成中国的竞争内核，这可能和发达国家的商业模式有一些趋同，但具体内容会有所区别。新的技术革命和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出现给中国带来了弯道超越的机遇，或许过去更多的是非竞争式的互补，今后则多半是竞争性的互补，中国必须抓住机遇形成自己的竞争内核。如果中国形成自己的产业内核，人家不愿意把低端制造业转包出去，中国倒是乐观其成，完全可以把低端制造业转包出去，则胜算在谁一方是不言而喻的。

当前正在进行的第三次工业革命，是以互联网为基础，以云计算等数字化为核心，引起生产方式由大规模生产向自生产的巨变，这种变革将使人类进入自工业化时代。这种自工业化时代的到来，使得制造业可以在继全球经济一体化和产业链大分工的基础上，在全球进行分布式生产，每个国家、每个地区甚至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制造中心，而这恰恰是全球经济一体化在更高发展阶段的延续。

第三次工业革命会对人类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形态产生巨大变革。第三次工业革命之后，大多数人成为构建新的自工业化平台的主要力量，社会中大多数人不仅是这个平台的共享者，也是这个平台的拥有者，在自工业化时代，资产软化了、无形化了，因此这些人拥有共同的“资产”、共同的利益。这样，不仅社会矛盾得到进一步的缓和，人们所忧虑的产业空洞化造成的有人占据产业链高端，有人被迫只能处于产业链低端的这种不平等现象，也许会从此消失。

2016年1月4日，李克强总理在太原召开钢铁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座谈会，透露了一个“秘密”：“去年，我们在钢铁产量严重过剩的情况下，仍然进口了一些特殊品类的高质量钢材。我们还不具备生产模具钢的能力，包括圆珠笔头上的‘圆珠’，目前仍然需要进口。这都需要调整结构。”

李克强这次讲话，在业内人士引发了一次小型地震。如果不是总理亲口说出来，很多人不知道。中国有3000多家制笔企业、20余万从业人口、年产圆珠笔400多亿支，也就是每年全球人均七八支，是当之无愧的制笔大国。但在一串值得骄傲的数字背后，却是圆珠笔笔头的“球珠”要进口。中国作为世界制造业大国，无法实现小小零件的完全自主研发和生产。何也？圆珠笔之问，也是中国制造业之问。

小小圆珠笔包含的科技因素很多，比如怎样流利地出水，怎样设计精细圆珠，圆珠怎么嵌入卡槽，都涉及到精工范围，国内的精工和国外的设计要求还是有差距的。圆珠的嵌套头不是简简单单的一个卡槽就能实现的，内部还需要经过嵌入打磨，内环开模打嵌入槽，在钢柱的问题上，基本原材料固然是有，但是做成那么小的圆珠，挺不容易。

圆珠笔的笔头和墨水是关键，笔头分为笔尖上的球珠和球座体。碳化钨球珠在国内外应用最广泛，中国不仅可以满足国内生产需要，还大量出口。但球座体的生产，无论是设备还是原材料，长期以来都掌握在瑞士、日本等国家手中。据介绍，国外生产设备对原材料的要求相对更高，国产不锈钢线材无法适用，必须依靠日本进口易切削不锈钢线材。同时，与之相匹配的墨水也要从德国、日本等国进口。从而形成中国圆珠笔产量第一，但核心材料和设备却大量依靠进口的尴尬局面。

在上世纪90年代，进口一台生产不锈钢笔头的设备要400多万人民币。这些年，制笔行业中，产业链低端的利润空间在不断降低，压力越来越大。圆珠笔看着不起眼，其实对加工精度、材料选择有很高的要求。笔头不仅有小球珠，还有5条引导墨水的沟槽，加工精度要达到千分之一毫米数量级，每个小偏差都会影响笔头书写的流畅度，笔尖的开口厚度不到0.1毫米，要考虑到书写角度和压力，球珠与笔头、墨水沟槽位必须搭配得天衣无缝，加工误差不能超过0.003毫米。

1948年，中国第一支国产圆珠笔在上海丰华圆珠笔厂诞生。改革开放后，在出口带动下，制笔厂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但企业散弱小、缺乏科研平台、知识产权保护不足等原因，行业成长内力不足，制约着制笔产业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的步伐。浙江光华文化用品有限公司董事长丁樟荣表示，公司曾研发出一款新笔，当时刚出来的时候净利润6毛8分一支，受市场欢迎。一夜间，40多家企业都开始生产一模一样的笔，利润一下降到了每支4毛，这款新笔不久就被跟死了。

制笔是体量很小的行业，一家钢铁厂一天的产量，可能就够制笔行业消化一年。对钢厂而言，这点利润微不足道的，它没有动力去搞研发生产，制笔企业也没有足够力量，因而依赖进口。据中国制笔协会介绍，2010年底国家有关部门专门组织了调研，并于2011年启动了“制笔行业关键材料及制备技术研发与产业化”项目，国家拨款近6000万元支持相关科研机构、企业针对中心墨水制造、笔头不锈钢线材、加工设备等开展科技攻关。经过不懈努力，项目于2015年通过十二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验收，实现了一系列技术突破。长期以来，困扰中国制笔行业的进口依赖困局开始被逐渐扭转。

中国研制易切削不锈钢线材后，日本钢材供应商立刻将价格从每吨12.5万元下调到9万元左右。中国研制成功笔头制造设备，建成多条墨水、新型结构笔头的示范生产线。进口墨水的价格和数量都在下降。

许多国际知名品牌找中国企业做代工，万宝龙、派克在中国都有代工厂。既然如此，圆珠笔球珠为什么进口？为什么不自己造？是技术问题还是原材料问题？中国在某些技术方面落后的原因在于，国有和私人制造商不愿投资研发。由于缺少知识产权保护，其他竞争对手会竞相抄袭，这些研发在多数情况下不会带来利润和额外市场份额。

创新、发明及发现制造产品的方法属公共产品，创造出来，任何人在不影响别人使用的前提下都可使用。这是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但也带来一个问题，很少有人或没有人愿投资创新。我们发明了版权和专利，让人们可以获益，有动力去研发。中国经济，或者至少是中国公司的管理层逐渐意识到自己卡在当前的技术水平。

从瑞士或日本进口圆珠笔球珠，估计花不了多少钱就能买一堆。对国内圆珠笔生产厂商来说，这种状况挺好：你卖你的球珠，我卖装置你的球珠的圆珠笔；可能你卖球珠挣的钱比我卖装置你的球珠的圆珠笔挣的多，但我不在乎，因为我只挣一段的钱。中国圆珠笔厂商要下大力气解决球珠问题，估计可以解决，但国产球珠在短期内能不能过关？是否影响出口？算下来不合适。一言以蔽之，中国为何无法生产圆珠笔的球珠，不是鼓捣不出来，而是没有动力去研究这东西。

崔彤哲毕业于清华大学，有过三次创业经历，前两次在硅谷。他于2008年回国，与合伙人创立海纳医信（北京）软件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他的想法是，假如医疗影像资料纳入个人电子病历，医生在病人授权后可以用手机随时调阅对比诊断，健康是否变得容易掌控？

崔彤哲提出一个大影像中心概念。在这一概念下，影像数据将从放射科室的设备功能影像逐渐升级为一个全面的综合的影像平台，里面有很多前沿的开发和创新的医疗服务支撑系统。海纳医信自主研发的医学影像即时传递、全在线分布式存储、云计算网络化三维影像处理、基于HTML5标准的移动医学影像调阅及处理、音视频医学影像实时交互以及一体化远程医疗平台等核心技术和产品处于国际领先水平。

2014年，崔彤哲结识亿阳集团创始人邓伟，与这位在国内IT软件行业摸爬滚打二十几年保持行业榜首的巨头见面，找到互补契合，当年底成为亿阳集团大健康旗下成员，国际领先技术迅速铺开。

2015年4月，海纳医信与美国赛文医疗联合推出全新医学影像云平台系统。在双方合作中，海纳医信依托通过美国FDA认证的核心产品miPlatform承担云平台系统中医学影像核心系统的开发和建设工作，包括医学影像存储、传输、归档、处理、高级三维临床应用、移动影像访问以及影像协同交互等全方面的核心功能的支撑。赛文医疗负责客户的培训、上线、运营、维护、收费以及数据中心保障等方面工作。全方位满足医学影像中心的医疗IT需求。截止2015年6月，该云平台成功托管覆盖全美37家医学影像中心，承担了美国400多家医院的放射科影像诊断业务，创造了美国最短时间切换上线37家医学影像中心的记录，也创造了中国医学影像和远程医疗软件（PACS/TeleRadiology）产品进入美国主流应用的先河。但是，这么好的产品仍然摆脱不了一个尴尬的问题，那就是这个产品的核心部件是中国人自己生产不了的。

至此，不妨说说一位女企业家。说到女企业家这个词，我很不习惯，因为从年龄和友情论，她更像是我的一个孩子。头些年，我去洛阳办事，在朋友安总那儿见到她，个子不高，白白净净，长得挺漂亮，穿着一件白色貂皮上衣，一看就很名贵，开着一辆白色大奔。老实说，她给我的第一印象不怎么样，那身行头像大款包养的小三。

她叫李可可，是洛阳一家电脑公司的老板，和她处熟后，她告诉我：“我穿的用的都是自己挣的，用血汗钱买的。”听了这话，我有些惊讶，问她是怎么管理公司的。她说：“其实，我不是当头儿的料，也不懂思想工作。有一阵，有的年轻人不听招呼，我把他们召集起来，站成一溜儿，我不知道该说啥，没法了，只得伏地做俯卧撑，我一个一个做，他们看着，我做不动了，还在坚持。他们哭了，说我们听话还不行吗。从此，大家认认真真工作，我们那个小公司干的风生水起。”

过了两三年，我再去洛阳见到可可时，她正打算上一种新能源汽车，在伊川买了一块地，建了一片厂房，准备大干一场。我问：“你的电脑生意怎么办？”她说：“几个小兄弟撑着那摊儿，我暂时可以不管。其实我想转行。电脑市场早已充分饱和，利润太薄，或干脆就没有利润。再说，电脑基本是美国研发的元器件，加上本土的糙活儿搭配。CPU是地道美国货。CPU是电脑核心配件，功能是解释计算机指令及处理软件数据。所有操作都由CPU负责读取指令。很多国家能产CPU，但主导潮流的只有美国intel公司和后起的AMD公司及全美达公司。在上世纪90年代，生产CPU的厂家不下十家，由于技术研发和生产工艺上落后于intel，逐渐补被市场淘汰。”

我说：“龙芯是中国科学院计算所自主研发的通用CPU。”

对于我这话，她颇不以为然，“龙芯虽然是自主开发的，但性能和计算能力和intel有不小的差距，主频只达到1GHZ，L2缓存和奔四一样，买龙芯处理器电脑，相当于买8年前的主流处理器电脑。龙芯和英特尔凌动差不了多少，比凌动主频低600HZ，功率比凌动大些。龙芯对普通用户没有竞争力。对cpu产业化，中国有很长的路要走。”

电脑生意难维持，可可想过别的出路。洛阳有个画家，会画两笔牡丹，请可可帮着卖幅画。可可做事，不会像画家那样私下找人联系，而是按自己熟悉的商业套路出牌，南下深圳，开发布会，那幅牡丹出人意料地卖了140万。回到洛阳，画家给了她两千。她惊讶了，这就是我的报酬？画家振振有词：“举手之劳，只能给你这么多。”她傻了，“我为推销你的画做了大量策划，还有开发布会的花销。”正在厨房做饭的画家妻子出来了，用围裙揩着手，横了吧唧地说：“还想多要？我男人又没有和你签经纪人合同。”得，这下她没词儿了。这事，她是哭着对我说的：“干妈，我算看明白了，当掮客没出路，只能自己去闯。”

洛阳附近的三门峡市开发出一种新能源汽车，作为出租车中的一种满大街跑，但效果不理想。可可看到这种状况，自己开发新能源汽车的信心不大了，而在伊川县买的地及建的那片厂房砸在手里了。

至今，可可带着麾下那帮做电脑的小兄弟咬紧牙关坚持着，不断寻觅新突破口。我从可可身上看到的是，中原是中华文化积淀最深厚的地方，这儿的人普遍有一种文化带来的韧性，不会轻言放弃。

关于可可，我就说到这儿。可可说的电脑的状况，也就是核心设备掌握在发达国家手中的状况，在国防领域中同样存在。

日本是中国精密电子元件的最大来源国，这些进口元件对众多装备至关重要。比如中国数控机床的高档数控系统和功能部件主要依靠进口，日本是主要的进口来源国，约占三分之一。中国工业迫切需要升级，而高档数控机床的自主化问题，扼住了中国先进制造业的喉咙。

数控机床技术以高精度随动控制和多运动协同控制为主要特征，与自动火炮控制、雷达控制以及陀螺导航控制技术具有共性的技术基础，具有典型的军民两用的机床产品应用特征。国际竞争环境对中国数控技术崛起的遏制意图明显。相当多的事实证明，试图通过引进技术，以市场换技术的美好愿望是一厢情愿，结果往往是市场也丢了，技术却没换回来。目前以日本FANUC和SIEMENS为首的控制器巨头的产品垄断市场80%以上，高端产品不仅垄断，而且限制中国进口。

过去，中国战斗机的研发生产都是仿制苏联或者其他国家的，从开始的歼5和轰6都以苏联战机为模板生产研发。随着歼10战斗机的列装，中国空军力量大增。遗憾的是，歼10战斗机最关键的部分，也就是发动机，仍然采用原装俄罗斯发动机AL31系列。中国航空工业发动机的研制制约着中国空军的发展，是中国战斗机乃至民用飞机研制开发的短板，而正是这个原因使得中国的战机不仅跟不上世界战机的开发步伐，而且大大限制了中国歼击机世界市场的占有率。

发动机是让军工人员最头痛的问题，这个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说明了我们的工业技术水平还是离世界发达国有相当一段距离，我们的材料科学和国外发到国家相比还差人家一大截，航空发动机是一个国家科技、工业和国防实力的重要标志。世界上能够独立研制高性能航空发动机的国家只有美、英、法、俄等少数几个国家。中国航空发动机工业在一片空白的基础上发展起来，从最初的仿制改进到可以独立设计制造高性能航空发动机，走过了一条布满荆棘的发展道路。

2005年12月，沈阳发动机设计研究所诞生了中国自行设计研制、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第一台大推力涡轮风扇发动机，太行号称“天下之脊”，中国第一台大推力涡轮风扇发动机取名“太行”，意义不言自明。依据装配对象不同，涡扇10系列有涡扇10、涡扇10A、涡扇10B、涡扇10C、涡扇10D等型号，其中涡扇10A是专门为中国为赶超世界先进水平而上马的新歼配套的。中国为加快发展涡扇10系列发动机，采取两条腿走路方针。一是引进国外成熟的核心机技术。中美关系改善的上世纪80年代，中国从美国进口了与F100同级的航改陆用燃汽轮机，这是涡扇10A核心机的重要技术来源之一。中国充分运用当时正在进行的高推预研部分成果（如1992年试车成功的624所中推核心机技术，性能要求全面超过F404），对引进的核心机加以改进，使核心机技术与美国原型机发生了较大变化，性能大为增强。

上世纪80年代初，606所70年代上马的歼9、歼13、强6、大型运输机等项目纷纷下马，研发长达20年的涡扇6系列发动机也因无装配对象被迫下马，令人扼腕。此时，中国在航空动力方面与世界发达国家的差距拉到20年之上。面对中国航空界的严峻局面，国家决定发展新一代大推力涡扇发动机，这就是涡扇10系列发动机，工程于1987年10月立项，当时是考虑为歼10配套的发动机。以中国当时的技术，要独立自主地研制先进的高推重比、高推力的涡扇发动机应相当不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