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董所著《陌生的老路》连载(二十 )

2021年5 月 17 日       第 72  — 77页

    货币需求的利率弹性是影响挤出效应大小的主要因素。根据较成熟的模型理论，影响挤出效应的因素有：支出乘数的大小、投资需求对利率的敏感程度、货币需求对产出水平的敏感程度以及货币需求对利率变动的敏感程度等。其中支出乘数、货币需求对产出水平的敏感程度及投资需求时利率变动的敏感程度与挤出效应成正比，而货币需求对利率变动的敏感程度则与挤出效应成反比。

在这4个因素中，支出乘数主要决定于边际消费倾向，而边际消费倾向一般较稳定，货币需求对产出水平的敏感程度主要取决于支付习惯，也较稳定，因而，影响挤出效应的决定性因素是货币需求及投资需求对利率的敏感程度。政府支出增加会使利率上升，乘数越大，利率提高使投资减少所引起的国民收入减少也越多，挤出效应越大。

对于挤出效应的发生机制有两种解释。其中一种解释是：财政支出扩张引起利率上升，利率上升抑制民间支出，特别是抑制民间投资。另一种解释是：政府向公众借款引起政府和民间部门在借贷资金需求上的竞争，减少了对民间部门的资金供应。

对于挤出效应问题，西方经济学家有两种不同的意见。反对国家干预的经济学家认为，挤出效应无可否认，因为公共支出的钱不论来自私人纳税或是私人借贷，如果货币供应量不变或增加很少，则由于公共支出的增加会造成货币需求压力，迫使利率上升，从而减少私人投资。因此，挤出效应不会使总需求发生变化。主张国家干预的凯恩斯主义者则认为：公共支出的挤出效应必须根据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一般来说，只有达到充分就业后才会存在挤出效应。在有效需求不足的条件下，不存在萧条时期公共支出排挤私人投资问题。影响私人投资的，除了利息率水平，还有预期利润率因素。如果增加公共支出能提高预期利润率，那么公共支出对私人投资不是“挤出”，而是“挤入”。另外，即使公共支出影响利润率水平，但由于私人投资者对预期利润率变动的敏感程度大于对利息率变动的敏感程度，所以公共支出也不可能“挤出”相等的私人投资。因此，增加公共支出仍然能使总需求增加。

简单地说，国债的挤出效应也就是说，国债的信用风险很小，在市场上受欢迎，很多投资者喜好这种投资工具，大量购买，导致资金用于非生产，使企业用于生产的资金减少，造成企业与政府争资金的情况。

如果政府将用国债所凑集的资金用于弥补财政赤字，那么这种国债的挤出效应就非常明显，是有害于生产的。基于这个原因，很多古典经济学家提出国债有害论。当国债所筹集的资金完全是游余资金，即处于游离状态的资金，并且用于国家项目投资而不是用于弥补财政赤字（即用于社会生产的话），从而使这种挤出效应的不利之处降到最小。

从实践看，民间投资主要受到民间资本的边际产出和公共投资影响，民间资本边际产出上升会提高民间投资。如果公共资本投向竞争领域，即与民间资本的生产相互替代，增加公共投资就会挤出民间投资。积极财政政策的投资领域主要是高速公路、供水和机场等基础设施，对民间投资不会形成挤出效应。相反，基础设施建设还可以提高民间投资的外部效应，提高民间资本的边际生产力，推动民间投资。

政府支出与居民消费具有替代关系，即财政增加购买力支出可能挤出居民消费。但这要通过对财政支出结构进行具体的分析来定。某些财政支出如招待费，的确是私人消费的替代品；公共设施支出则是私人消费的互补品；还有些公共支出既是私人消费的替代品又是互补品，比如国家用于食品和药品检验的支出，既减少了私人的检疫支出，又增加私人对食品和医药的支出。通过分析财政购买支出和居民消费关系的计量模型发现，中国财政购买支出与居民消费总体是互补关系，扩大政府支出对需求总体上具有扩张效应。从政府投资与民间投资的关系来看，挤出效应是指政府通过向企业、居民和商业银行借款来实行扩张性政策，有可能引起利率上升，或引起对有限的借贷资金进行竞争，导致民间部门投资减少，使政府财政支出的扩张作用被部分或全部抵消。

改革开放前，政府财政几乎集中了企业与居民储蓄的绝大部分。全民所有制不仅以税利形式将企业创造和实现的纯收入上缴财政，而且企业的剩余产品价值也通过价格剪刀差的形式集中到财政手里；政府直接管理全民所有制企业，以组织职能代替了企业的经营管理；企业扩大再生产的资金、甚至部分简单再生产的资金都来自于财政，银行仅仅是实现资金流动和给财政计划建设项目以补充资金的辅助机构。因此，在这种计划经济条件下，出现了财政支出与国民经济同步增长的现象。

中国各地的民营企业手里有几个钱，而且情不自禁地喜欢一拥而上。看到政府投资哪个项目了，以为后面跟着大甜头，也跟着投资。在投资项目一定的条件下，政府投的多，就把企业挤出去了。

财政政策的产出效应和挤出效应切切相关。自1996年5月以来，名义利率多次下调，但实际利率上升，这并不是财政扩张带来的结果。由于中国尚未实行名义利率的市场化，积极财政政策不会影响名义利率的升降。实际利率的上升主要是因为物价水平下降，而中央银行没有及时随物价变动调整名义利率所致。进一步看，价格水平下降也不是财政扩张的结果，相反，积极财政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物价水平的下降。

近年，商业银行的超额准备率超过70%，存在较大存贷差额。商业银行资金过剩主要是风险意识增强、企业投资利润低及产业政策调整，这种过剩是满足政府借款需求后的过剩。从实践检验看，民间投资主要受到民间资本的边际产出（或利润率）和公共投资影响，民间资本边际产出上升会提高民间投资。如果公共资本投向竞争领域，即与民间资本的生产可以相互替代，增加公共投资就会挤出民间投资。积极财政政策的投资领域主要是高速公路、供水和机场等基础设施，属于社会公共支出领域，对民间投资不会形成挤出效应。相反，基础设施建设还可以提高民间投资的外部效应，提高民间资本的边际生产力，推动民间投资。

政府的支出与居民消费有替代关系，也就是财政增加了购买力的支出，有可能会挤出居民的消费。但是，这要通过对财政支出结构进行具体的分析。某些财政支出如招待费，的确是私人消费的替代品；公共设施支出则是私人消费的互补品。还有些公共支出既是私人消费的替代品又是互补品，比如国家用于食品和药品检验的支出，既减少了私人的检疫支出，又增加私人对食品和医药的支出。通过分析财政购买支出和居民消费关系的计量模型发现，中国财政购买支出与居民消费总体是互补关系，扩大政府支出对需求总体上具有扩张效应。

宏观经济学认为：短期决定国民收入水平的因素是社会总需求量。在一个封闭的经济体系中，社会总需求由三部分组成，即：居民消费、企业投资和政府支出。在国内经济运行的过程中，受各种因素的制约，个人消费和私人投资有不断下降的趋势，总需求与社会生产能力之间出现缺口，国民经济增长受到抑制。政府可以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膨胀总需求，拉动经济增长。但是在货币供给量保持稳定的情形下，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会使利率水平上升，从而挤出私人投资，政府扩大需求刺激经济增长的效应下降。为克服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应当把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混合使用，以便使市场利率水平保持稳定，弱化或者完全避免政府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挤出效应的理论模型表明，政府在对经济增长进行调控时，一定要注意政策的一致性，避免政策上的矛盾，也就是减少政策的成本支出，增加政策的收益。

政府投资重点是公共基础设施和部分国有企业新建和改建项目。这些投资项目逐渐到位以后，一定会拉动社会需求的增长。但由于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还没有到位，长期制约国有企业投资效率的一些深层次问题一时难以解决，这就制约了政府投资效率的提高，限制了社会总供给量的扩大。随着扩张性财政政策的不断实施，社会总需求不断增加的情况下，如供给不能乘数地增加，通货紧缩就会转化成通货膨胀。积极的财政政策就达不到刺激经济增长的目的。这就是目前扩张性财政政策中的一个令人忧虑的、独特的“挤出效应”。

虽然近几年积极的财政政策取得了一定的效果，特别是在周边的国家和地区经济普遍出现萧条的情况下，中国经济仍然保持了7%以上的经济增长率。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虽然不明显，在一定程度上却又是存在的，具体表现在1995年以来个体经济的投资增长率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说明了政府在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努力扩大投资的过程中，引起了私人投资增长率的下降，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是明显的。

当前，财政政策日益成为世界各国政府进行宏观调控的重要经济杠杠之一。由于现行经济学教材对IS-LM模型理论的大规模普及，人们对财政政策的副作用挤出效应似乎有较充分认识，相比之下，财政政策影响经济的正面效应，即挤出效应往往容易被忽视。

考察对外直接投资在中国经济中的作用时，关键要看其是否挤出了国内投资。从目前情形看中国在吸引跨国公司投资方面仍将具有潜力，影响中国吸引外资的基本因素没有恶化，动态竞争优势日益增强，尤其是高技术劳动力的质量、成本优势以及日益增长的市场潜力。

中国逐步放宽跨国公司可投资的领域，伴随着经济全球化与服务市场的开放，服务业已经成为外国直接投资最重要的领域。再次，随着国内生产能力的过剩，市场竞争的加剧以及国家关于并购法律和相关政策的出台，跨国并购逐渐成为推动中国利用外资的新的增长点。

虽然中国已成为利用外资大国，但问题在于，跨国公司是不是挤进了国内投资，比如激发了国内还未出现的上游或下游的投资，抑或产生相反作用，取代了国内生产者，抢占了他们的投资机会。时至如今，投资已成为决定经济增长的关键变量。有关学者对若干企业调研，研究国外技术如何对当地产业价值链和科技自主创新能力产生影响，认为大量国外技术实际上对本地原有的科技是一种“挤出”效应。

有专家指出外商大量涌入可能压制国内民营资本。也有专家持不同观点，认为没有证据表明挤出了“有效率的国内投资”，外商的资本与民营资本相辅相成，并对中国资本的形成和增加就业作出了贡献。

外国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的挤出或挤进效应，主要看对国内投资产生了多大程度的影响。如果不存在任何影响，那么将增加总投资。如果挤出了国内投资，总投资的增长应该小于正常增长。对国内投资的作用并不存在先验性标准，对投资的效应在不同的国家之间可能存在着很大差异，主要取决于国内政策及国内企业的实力等因素。

改革开放以来外国投资为中国引入了新产品和新技术对资本的形成有利。国内生产者没能力从事相关经济活动，国外投资者不会取代国内投资。在经济体中引入新产品，经济体没有足够知识或人力资源生产它们。如果进入部门存在着国内竞争性企业，或国内企业已为出口而生产，那么外国投资有可能抢走国内企业的投资机会。换言之，对东道国的资本形成有着正面作用。也就是说，当投资发生在经济体中尚未发展的部门时，和国内投资很有可能是互补的。另一方面如果投资出现在已经存在着大量国内企业的部门时，会取代国内投资。

当然，如果外商在中国政府的支持下投资于新领域，有可能会抢占国内投资者的机会。这正是某些国家限制外商在某些高科技领域中投资的理论基础。不过在多数情况下，发展中国家的国内投资者不太可能进入一个新部门或者进入的时间会很长。

对于整个经济体而言，如果新部门对技术的需求远超国内企业的能力，那么这些新部门中培育企业家精神的政策成本可能太高。此外，很少有国家和地区像韩国或中国台湾那样，在工业化的鼎盛时期，能够有效地培育技术领先的国内企业。为了支持国内企业在高科技部门的发展而付出高昂代价的例子在发展中国家中屡见不鲜。早年间，巴西是最具灾难性的例子，它对信息技术部门进行严格管制，这些管制导致非常少的外国投资，以至于这些部门中企业的效率非常低下。

实际上，如果拥有巨大技术优势，投资有可能取代国内企业，而不是促使他们进一步投资。即使没有挤出国内投资，外国投资也有可能没有引发新的上游或下游的生产，从而不能对国内投资产生较强的挤进效应。国外投资是否存在着向前或向后的关联性，也是评价对资本形成的影响的关键因素。应该强调的是，这种关联性不是挤进效应的充分条件。当国外企业取代已有企业，存在这种关联性也不能防止挤出效应。

外国直接投资已给中国经济带来一定的技术转移，产生了技术外溢效应。显然，外资为中国企业带来了先进技术和现代企业管理。有的外资企业平均规模比国内企业大，资产对劳动的比率较高。除采用更多资本外，外资企业比国内企业资本生产率更高，劳动生产率也比国内企业高。在利用国内稀缺资源方面，外资企业更有效率。

外资企业并没有与国内企业争夺资源，相反，外资企业的发展促进了中国经济结构的调整，有利于中国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同时，在扩大出口规模、创造外汇和提升中国企业竞争力方面也发挥了不小的作用。然而，国内也有人担心，过度引入外资可能会使中国经济“拉美化”。“外资主导型”的开放道路的确令拉美国家在短时间内高速增长，但是当全球产业风向一转，纷纷把投资抽出，转向其他劳动力更为低廉的国家后，这些拉丁美洲国家迅速出现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而且，如果外资掌握了本国经济的主导力量，那么后果将会怎样？这种担心并不是杞人忧天。从引进外资的总量，还包括证券投资、官方援助及双边与多边转移支付等看，中国并不突出。中国在准入和政策软环境上下功夫，改善整体投资环境，如市场准入、市场竞争、法制与产权保护，创造公平的游戏场，仍然能够在中国经济发展中发挥积极作用。

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GDP增长率由2010年的10.4%，下行到的7%左右。在这种情况下，在国际社会中，唱衰中国、中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几率增大等声音又起来了。那么，步入新常态后，中国能否以及如何实现对“中等收入陷阱”的成功跨越？对这个问题，需要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作出符合发展规律的研判。

“中等收入陷阱”是2006年世界银行在《东亚经济发展报告》中提出的概念。报告通过对战后一些国家经济的回顾，发现多数国家进入人均GDP3000—5000美元的阶段后，由于资源占有不合理、收入分配不公、技术进步迟缓、社会矛盾等原因，致使经济社会发展长期陷入停滞状态，只有日本、韩国等少数国家例外。总结这一现象，将人均GDP5000美元左右经济发展相对停滞阶段称为“中等收入陷阱”。

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2008年中国的人均GDP达到约3300美元，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2011年约5400美元，进入发展容易停滞的阶段。然而，中国经济并未停滞，人均GDP于2012年达到约6100美元，后达到约7800美元，跨进中高收入门槛，是水平不高的中高收入。发达经济体人均GDP达到四五万美元，世界人均GDP超过一万美元。众多低收入国家是“被平均”的。而中国距人均GDP11000美元的中高收入上限有较大差距，“中等收入陷阱”风险依然存在。

能否跨越这一陷阱，是对中国“十三五”发展的大考，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通过的一道关隘。在这道关隘面前，中国的私人投资千万不要被“挤出”。但“挤入”多少，也要悠着点儿。

连载《十》，20170515，90-100页。

吴董所著《陌生的老路》连载(二十 )

2021年5 月 17 日       第 72  — 7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