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董所著《陌生的老路》连载之十
2020年12 月30 日 第 37— 38页
长期以来,马歇尔计划被认为是促成欧洲国家一体化的重要因素。这项计划减弱了历史上长期存在于西欧各国间的关税及贸易壁垒,使西欧各国的经济联系日趋紧密。但是,马歇尔计划绝非仅着眼于经济建设的。二战结束之际,马歇尔计划的倡导者之一乔治•凯南担任美国驻苏大使馆的代办,他向美国国务院发了一封长达8000字的电文,分析了苏联的内部社会和对外政策,提出对付苏联的长期战略,也就是遏制政策,对20世纪后半叶的世界政治产生了重大影响。
对于凯南来说,马歇尔计划是对苏联的遏制政策的核心内容。当马歇尔计划开始实施时,苏美的战时同盟关系还没有结束,冷战也没有开始。而对于那些马歇尔计划的起草者来说,他们对苏联的恐惧也并不像日后那么极端强烈,甚至到凌驾于其他一切因素之上的地步。
马歇尔计划最初考虑给予苏联及其在东欧的卫星国的援助,条件是苏联须进行政治改革,允许西方势力进入苏联势力范围。开始,斯大林对援助计划表现出“谨慎的兴趣”,认为苏联在战后处于有利的国际环境中,接受有条件的援助也未尝不可。于是派遣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到巴黎与英、法外长会谈。英、法两国领会美国不希望苏联加入援助计划的意图,提出许多苏联无法接受的条件,莫洛托夫拒绝援助计划,离开巴黎,苏联和苏军解放的东欧各国被排除在援助范围之外。
马歇尔计划是美国的慷慨之举,是人类历史中绝不多见的大智慧,既帮助了西欧国家,也是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产能转移行动,解决了美国战后重工业产能严重过剩,外汇储备严重过剩局面,可谓一石二鸟。
美国总统杜鲁门说过,“如果没有马歇尔计划,西欧是很难避免共产主义的专制统治。”这是一句大实话。苏联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头号功臣,是击败纳粹德国的主力,战后在欧洲威信很高。实际上,战争结束时,大量欧洲难民并不是向西走,而是向东,去投奔苏联。
马歇尔计划不只是单纯意义上的经济援助,美国政府用纳税人的钱援助西欧,找到一种途径,把“遏制”共产主义与制造商的热情融为一体,通过刺激欧洲的生产力和接受大量的欧洲进口货物,美国向欧洲的交叉出口在随后几十年也不断增加,让西欧利用美国资本重建,西欧经济恢复后,成为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而在此时美国的产能过剩问题已不存在,而美国产业经历了一次升级,向高阶的服务业发展。
通过美国资金和物资输入,重建西欧经济,将“美国”植入欧洲经济中,使其和美国联动。欧洲经济战后运转基于两个动力:一是国家干预(如法国推行莫内计划,英国和北欧发展福利事业)来进行宏观经济主导。二是美国“输血”和西欧某种程度和某种形式的跨国协调、跨国干预。欧洲经合组织分配美援,以各国资源、生产指标、进出口贸易、国际收支及外汇储备为依据,进行跨国调节。这种调节秩序,形成了以美国为主导核心,各国依据美方统筹各自进行国家主导或半主导的经济重建,大大增加了欧洲经济对美国经济从源头上的向心倾向。
马歇尔计划伴随着政治捆绑,对战后兴起的欧洲左翼联盟起到明显遏制作用,使西欧成为听从美国旨意的伙伴。接受马歇尔计划有条件,受援国必须与美国签订双边协定,废除关税壁垒,放宽外汇限制,建立由美国控制的对等基金,接受美国对使用美援的监督,保障美国投资和开发的权利,削减同社会主义国家的贸易等等。马歇尔计划虽然是经济方面对于盟国的整合,实际上也为政治,军事的整合起到了铺垫。
从地缘政治角度说,美国用经济代价极大地扩展了美国的战略空间,而且只要苏联威胁存在,这个军事联盟始终被美国主导。马歇尔计划的大多数受援国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那些没有接受马歇尔计划援助的东欧国家成为华沙条约组织的成员国。也就是说,马歇尔计划的背后仍然是国际政治,通过这个计划,整合了美国的冷战部署。
中国提出“一带一路”与马歇尔计划不可同日而语。中国政府实施的“一带一路”政策,不是施舍,更不是通过施舍笼络一帮小兄弟。中国不富裕,贫穷人口占不小比例,不可能像美国那样撒银子。
“一带一路”是中国资本和产能输出计划的战略载体,核心内容是国家承担贷款风险,企业输出过剩产能,人民币国际化,三位一体。一方面是中国有过剩产能和过剩外汇资产;另一方面是新兴市场国家和欠发达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仍然欠缺,中国利用积累的外汇储备作为拉动全球增长的资本金,同时通过资本输出带动消化过剩产能。
但是,“一带一路”与马歇尔计划在一个点上类似,这个点就是消化过剩产能。美国政府实施马歇尔计划,增加出口,帮助美国战后消化过剩产能,为美国经济开拓了新的巨大市场,还使美元成为西欧各国通用的结算货币,为美元成为全球性货币奠定了扎实的基础。中国推行“一带一路”,提升境外直接投资,开辟海外市场,消化过剩产能,破除贸易壁垒,最终确立符合中国长远利益的全球贸易及货币体系。
“一带一路”是综合性战略,要把中国经济发展和其他国家的发展结合,通过中国带动,创造发展的新引擎。“一带一路”有两方面意义:一是为中国服务,为经济特别是对外开放找到新的方式和利益点,通过“一带”,打开中国内陆对外经济交往的大通道;通过“一路”,建立海上沿通道的经济带,同时通过一种新的方式,把产品推出去。经济带的涵盖,是要和相关国家共同建设、共同发展,就扭转了过去光去开拓市场,去发现资源,为我所用,这样一种单向对外开放的政策。
过去新兴经济体靠发达国家出口,这种模式不可持续。中国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面临新突破,也需要新路数的突破。金融危机后,欧美市场需求明显减弱,中国以出口为主的外向型经济发展受到制约。随着中国经济发展,结构性矛盾和新一轮产能过剩形成新压力。2008年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出现了大的结构调整,发展中的新兴经济体,面临着很大的困难,要找到新的发展方式,就是共同设计、共同建设共同融资这样一种新的经济增长动力。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人口总数达44亿,占全球的63%;经济总量约21万亿美元,大约占全球的29%。沿线大多数是新兴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普遍处于发展的上升期,通过“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规划实施,有利于沿线国家的经济发展,而对中国来说,扩大对外经贸合作空间,也有利于中国经济的稳增长。
中国是全球第一大贸易实体和第二大经济体,是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也是工业化产能最多的国家、世界最大的制造国,为保“一带一路”倡议的顺利实施,中国打出了组合拳。如丝路基金、亚太自贸区、亚投行和金砖国家银行,都有利于国际社会充分了解“一带一路”。
连载---2017-3-31(44-50页)
吴董所著《陌生的老路》连载之十
2020年12 月30 日 第 37 — 38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