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挖掘充分使用了一种工具，这就是洛阳铲。洛阳邙山有许多古代墓葬，自明代中叶，洛阳民间就开始流传一种凹形探铲。马坡村村民李鸭子是民国间人，以盗墓为生。1923年，他到孟津赶集，看到个包子铺，卖包子的正在地上打洞，打洞工具引起李鸭子的兴趣，这东西每往地下戳一下，就能带起很多土。李鸭子意识到，这东西比平时使用的铁锨更容易探到古墓。于是比照着那个工具做了个纸样，找到一个铁匠照纸样做了实物，第一把洛阳铲就这样诞生了。

洛阳铲的工作原理和地质取样工具相似，铲身不是扁形而是半圆筒形，类似于瓦筒状。洛阳铲打制完毕，再装上富有韧性的白蜡木杆并接上特制绳索，就可以打入地下十几米，甚至几十米深处。铲子提起后，铲头内面会带出一筒土壤。这样不断向地下深钻，就可以对提取上来的不同土层的土壤结构、颜色、密度和各种包含物进行分析。如果是经过后人动过的熟土，地下就可能有墓葬或古建筑。如果包含物中发现有陶瓷、铁、铜、金、木质物，可以推断地下藏品的性质和布局。

盗墓贼凭借洛阳铲碰撞地下发出的不同声音和手的感觉，便可判断地下的情况，比如夯实墙壁和中空墓室、墓道自然大不一样。20世纪50年代，洛阳成为重点建设城市。工厂选址常遇到古墓，以机器钻探取样费时费工，工程施工人员就利用这种凹形探铲，准确探测出千余座古墓。之后这种凹形探铲推广到全国，并传到国外。

按照赵会军在书中的描写，十几天的野外工作，大家有些累了，各自忙着眼前的工作，没有说话。深秋的凉风习习地吹在身上，忽然，有个青年人喊叫：“我这里有重要发现了。”工地上一下沸腾了起来。大家你推我、我拉你，争先恐后地往前挤，都想一睹这个发现。

几件具有仰韶文化特征的红陶缸、红陶钵展现在大家面前。其中一件彩陶缸非常精致，腹部饰有一周月牙纹图案。陶器只露出一半时，几个学考古的青年人喜出望外，议论纷纷。有的说，祖先把月亮形状画在陶器上了，说明那时人们对月亮就有了一定认识。有个懂点美术知识的年长者说：“从整体平面上看，这个图案设计得很合理，线条流畅简练，生动地勾画出了远古先民的聪明智慧。”

共开探方4个、探沟4条，发掘文化遗址面积200平方米。发现房屋基址4座，窖穴遗迹41个，出土石器、陶器和骨器等遗物613件。整个仰韶村遗址从东北到西南长900米，西北到东南宽300多米，总面积近30万平方米。通过发掘，发现这里有四层文化层相迭压，自下而上即从早到晚：仰韶文化中期—仰韶文化晚期—龙山文化早期—龙山文化中期。考古发掘人员根据两次发掘的地层文化堆积、遗迹的迭压关系，以及各文化层出土遗物的特征，将仰韶村文化遗址分为四期：

第一期文化以红陶为主，灰陶、黑陶相对少。陶器表面纹饰以线纹为主，弦纹和划纹次之。彩陶数量不多，主要以黑彩为主，红、白彩少见。纹饰有圆点、三角、月牙、花瓣、网状等。陶器有小口扁体釜、盆形灶、大口罐、深腹罐、折腹碗、器盖等，属于仰韶文化的庙底沟类型。

第二期文化中，发现的遗迹和出土的文化遗物较少。从出土的敞口平折沿浅腹盆、罐形凿状足或锥尖足的鼎、敞口浅腹圈足鬲、鼓腹罐、彩陶罐、底部呈钝角或直角的小口尖底瓶，以及钵、碗等器形推断，该期文化属于仰韶文化的西王村类型。

到第三期文化时，灰陶较多，而红陶较少，几乎没有发现彩陶。陶器表面的纹饰以横篮纹为主，其次为附加堆纹，还有划纹、弦纹、绳纹及格纹。陶器有罐形鼎、平底三足鼎、篮纹和附加堆纹的深腹罐、小口高颈尖底罐、高圈足镂孔豆、单耳罐、敞口碗等。赵会军他们认为，这种出土物属于河南龙山文化的庙底沟二期类型。

第四期文化时，陶器的造型趋于规范，火候较高，胎较薄，多为轮制。陶器纹饰以绳纹为主，篮纹和方格纹次之，还有少量的附加堆纹、弦纹、乳丁纹、凸棱纹等。陶器中鼎的数量明显减少，出现了陶鬲、深腹罐等新器型。

这次田野考古发掘再次确认了仰韶村文化遗址存在着不同时期的文化层，并发现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的地层迭压关系。发展序列为：仰韶文化中期—仰韶文化晚期—河南龙山文化早期—龙山文化晚期。这些发现使人们对仰韶村文化遗址的内涵有了较科学的认识。

在仰韶文化层中，发现有圆形和椭圆形窖穴，出土有石斧、石铲、石刀、石凿、石饼、石网坠、石弹丸、石犁形器及刮削器、砍砸器等。这些石器多数是磨制，也有打制和打磨兼制的。出土的陶器以泥质红陶和夹砂红陶为主，器形有鼎、灶、釜、甑、钵、盆、碗、壶、罐、瓮、小口尖底瓶、器盖等，饰线纹、弦纹、划纹、附加粗纹。还有一定数量的彩陶，以黑彩为最多，红彩、白彩较少，绘成圆点纹、弧线纹、带状纹、直边三角纹、弧边三角纹、月牙纹、网状纹等。

这时的陶器多为手制，个别的陶器用慢轮稍稍加以修整。在龙山文化层内，发现三座圆形、一座方形房子及30多个圆锥形、椭圆形和不规则形状的窖穴，出土有石斧、石刀、石铲、石凿、石锛、石镞、石饼、石弹丸、砍砸器、刮削器、石纺轮和研磨器等。陶器以泥质和夹砂灰陶为主，也有一定数量的泥质黑陶，器形有鬲、鼎、罐、盆、缸、豆、碗、斝、杯等，均为轮制。

安特生与中国学者共同进行的第一次发掘，开创了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的先河；第二次发掘证明这里包含有“仰韶和龙山两种混合文化”存在；第三次发掘，弄清了仰韶村遗址的文化内涵和时代早晚关系。

2012年春季，我们一行人来到仰韶村，先参观仰韶文化博物馆，而后抵达仰韶村的一部分，这里叫寺沟村。

这时，距仰韶遗址的第三次发掘已经30多年了。我们见到的寺沟村，是村民搬上台地之后重新建设起来的。据说，开始人们把这地儿叫寺沟新村，因为已建起二三十年了，不那么新了。

我们在村里转了转，一座座房子都挺像回事的，而且事先经过了完整的规划，横平竖直的，挺整齐，整个村子有模有样的。

老寺沟村早就没了。大家还是有点想法，过去的那个老寺沟村为什么没有保留下来呢？安特生当年去的可是老寺沟村呀。在新寺沟村里转悠，看看“社会主义新农村”，看看新寺沟村村民安定而祥和的生活场景，实在不是我们来仰韶村的初衷。

许建刚参加过对仰韶遗址的第三次发掘，那时他是个20多岁的小伙子，在没几个人的小联合工作队里，担任第五把手或第六把手。时下，这位当年的小萝卜头已年过五旬，在渑池县负文物之责。

许建刚情绪不错，领着我们在新寺沟村里转悠着，突然间，他就像是想起了什么，转身对我说：“我带你们去看个地方。”

我问：“去哪儿？看什么？”

连载(三 十六)：董事冯总所著《襁褓里的中国》

第14节

2019年3月 27 日  第144—146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