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三 十四)：董事冯总所著《襁褓里的中国》

第13节

2019年3月  14  日  第138—140     页

尽管解决了仰韶文物的编号之谜，但是，中国地质博物馆和瑞典东方博物馆都没有得到有关安特生退还给中国仰韶文物的最终下落。瑞典东方博物馆在发现带有字母P字头标记的仰韶文物后，立即研究。同时通过瑞典驻华使馆向中国国家文物局发出协查通报。回到北京后，中国地质博物馆副馆长曹希平和保管部主任冯向阳博士对瑞典东方博物馆提供的清单做了仔细核对，发现安特生先后七次退还给中国的仰韶文物共1389件，而中国地质博物馆在库房找到的那些仰韶文物只有一件和瑞典清单上的编号相吻合。这件文物的编号是 K6371，退还时间是1932年7月4日。那么，其他的1388件文物究竟去了哪里？

2006年夏，中国地质博物馆再次发现29件仰韶陶器和陶器碎片，根据在国内外调查走访的结果分析，对这29件陶器和陶器碎片可以得出这样的判断：这些文物应该是安特生和中国地质调查所在联合考古发掘中的成果。其中，标有Y·S这组编号的14件陶器和碎片，有可能是安特生在中国考古开始阶段的编号方式，它是以“仰韶”的汉语拼音字头作为编号依据的；而用毛笔写有“仰韶村”汉文字样的一件，则一定是参与仰韶村发掘工作的中国地质调查所工作人员写上去的。字母K字打头并带有方框 P的9件陶器，应该是安特生经过深思熟虑后，启用的编号系统。方框中的P则是英文北京的第一个字母，代表这些文物在瑞典研究后，应该归还给中国。而唯一的一件 S的文物，应该是留在瑞典斯德哥尔摩的。不知道为什么，它也出现在这批陶器中。而有4件没有任何编码的完整陶器，则让人疑惑不解。

在仰韶村，方丰章对我讲过冯向阳在地质博物馆偶然发现仰韶文物一事。方丰章说，你要打算进一步了解情况，回北京后不妨问问冯向阳博士。我回北京后，没多久，就查询地质博物馆冯向阳的电话。这回比较顺利，地质博物馆办公室给我的是冯向阳博士的手机号码。

在电话中，我只问了冯向阳一个问题：“你发现的那几个箱子，是从瑞典东方博物馆寄出来的箱子，还是在中国置换的箱子？”

其实，这是个挺蹊跷的问题。而冯向阳几乎不停顿地回答：“那些装仰韶文化陶器的箱子，肯定不是从瑞典东方博物馆寄出的箱子，而是寄到中国后，被国人更换了的箱子。”

我问：“你估计中间的过程是怎么回事，包装箱为什么会换了？”

冯向阳的回答仍然很快：“这里的原因我就搞不清楚了。”

我数次去四川，熟悉冯向阳那种半普通话半四川话的口音，四川人称这种话为川普，即四川普通话的简称。

我和冯向阳只是在电话中简单交谈了几句。我觉得差不多了，正准备放下电话时，他突然问了一句：“你怎么关心起这几个箱子了？”

我说：“我准备写本书，你的这件事打算写进书里。”

“写进书里？哎呀呀呀！”冯向阳立即嚷嚷起来，“我不过在地博的库房偶然发现了几个箱子，里面有几个上古陶罐，这算个什么事嘛，小事一桩，小事一桩，根本就不值得写。”

我说：“这怎么是‘小事’呢，这可是件不小的事。”

“小事小事，不值一提，不值一提。”冯向阳在电话那头坚持着。

我说：“作为老同志，可以明确对你这小同志说：这事一定要提。”

至此，冯向阳就不再吭气了。

放下电话后，我感到一丝轻松。冯向阳说地质博物馆仓库里看到的不是从瑞典东方博物馆寄出的，是寄到中国后更换了箱子。这么一来，就简单了。瑞典东方博物馆的确按照协议退还了仰韶文物，且不说是不是如数退回了，起码中国方面的确收到一部分，明显证明就是改了包装。所以瑞典东方博物馆的嫌疑被解除了，或者说，他们并非没有退回而谎称退回。

因此，时下中国有关部门要查询的不是瑞典东方博物馆，而是中国收到瑞典人退回的东西后，把那些东西弄到哪儿去了。有的学者猜测说，1949年，国民党政府撤退到台湾时，把瑞典人退回的仰韶文物运到台湾去了，在台湾可以找到。确有这种可能，但可能性不会太大，因为台湾方面肯定知道瑞典寄回的仰韶文物丢失，而至今也没吭气。当然，也不能排除另外一种可能性，那就是瑞典东方博物馆退回的仰韶文物并没有走远，至今仍在北京或南京的某个不被人注意的角落里呆着，只是没有被发现罢了。这种说法听起来像痴人说梦，但从冯向阳博士发现那几个箱子的过程来看，这种可能性应该是存在的。

连载(三 十四)：董事冯总所著《襁褓里的中国》

第13节

2019年3月  14  日  第138—140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