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二 十一)：董事冯总所著《襁褓里的中国》

第10节

2018年11月 19  日  第95-- 98页

此后，一元论被世界各地陆陆续续发现的文明所否定。通过考古发掘，两河流域发现了与埃及文明同时甚至稍早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在南亚发现印度河文明，在东亚发现中国文明，中美洲发现玛雅文明，南美洲发现印加文明。这些充分说明，文明起源是多元的。既然文明起源是多元的，中国文明在东亚的土生土长完全合乎规律。大量事实证明，仰韶文明不是舶来品，是在黄河流域根生土长的。

陶器的出现，是新石器时代晚期重要特征之一。制陶术不仅反映技术进步，而且揭示出生活方式改变。考古研究中，陶器变化既能一定程度地揭示出文化的发展演变过程，同时也可作为比较文化异同的主要标尺之一。但是，如果仅把这一特征的作用扩大化并进一步视为新石器时代唯一的起始标志，难免就有片面强调陶器重要性之嫌。

文明之所以与国家不同步发生，在于文明与部落目的的一致性，因而可以从氏族制度直接发生，直接延伸下来。国家与部落制度相背离，故不能从部落制度直接发生，必须经过早期文明的桥梁，待国家赖以发生的条件成熟后，才能以背离部落方式产生。一旦背离氏族目的的条件消失，则国家也就同时消失。摩尔根所说的更高阶段对“古代氏族的自由、平等和博爱”精神“复活”的社会，仍然属于文明社会，而不再属于国家，这是文明与氏族目的的一致性的根本原因。

安特生过去的想法是，他在中国西北搜集的彩陶来自巴比伦或安诺，即便不是“进口货”，也是从巴比伦或安诺来的师傅传授了技艺，中国大西北工匠照葫芦画瓢，然后打上个“中国制造”字样。

其实，地理环境否认了安特生大而化之的判断。中国处于相对封闭环境中，与所谓“西方”（包括巴比伦以及安诺等）间有戈壁滩、沙漠与大山的阻隔，时至今日，位于东亚的中国与位于中亚的安诺之间，别看同属亚洲，也不可能直接往来。我在写本书时，想象不出古代安诺遗址所在的土库曼斯坦与河南之间存在过一条通道，实际上，两地间存在着无法逾越的塔克拉玛干沙漠与卡拉库姆沙漠。

以秦岭为界，中国分成面向海洋和面向内陆的两大块，面向内陆这部分彩陶发达，尤其是黄河中上游地区的彩陶得到充分的发展。从现有考古资料看，渭、泾流域是中国彩陶的最早发源地之一。

中国彩陶源远流长，含有彩陶的最早文化是老官台文化，经碳-14测定距今8000年。世界上发现较早有彩陶的两河流域的耶莫有陶文化（距今8080年至7586年）和哈孙纳文化（距今7980年至7281年），和中国彩陶出现年代大致相当。但老官台文化的彩陶器形和纹饰与耶莫有陶文化和哈孙纳文化迥然不同。老官台文化陶器的陶质为夹细砂的褐红陶，而耶莫陶器是夹草的浅黄和橘黄陶。老官台文化陶器以三足圜底器为特征，而筒形罐和圈足碗的器形为耶莫陶器所不见。老官台文化彩陶的花纹为宽带纹和富有标志性的内彩纹。耶莫彩陶则绘动物的长角状的花纹，而哈孙纳文化的彩陶则是以直线组成的网纹等花纹。因此老官台文化和耶莫有陶文化、哈孙纳文化彩陶的基本特征是不相同的。

距今6000年左右，继老官台文化发展起来的仰韶文化早期的半坡类型以彩陶为特征。半坡类型的年代大体和两河流域的哈雷夫文化相当，但彩陶风格各不相同。哈雷夫彩陶大多施陶衣，复彩绘花纹，花纹以几何形纹为主，但也有动物和人物纹，动物纹以牛为主，人物纹是全身的。而半坡彩陶不施陶衣，多以黑单彩绘花纹，彩陶花纹中象生性花纹较多，动物纹以鱼为主，人物纹只绘人面没有绘全身的，而且人面多和鱼纹结合在一起。哈雷夫彩陶中常见的高足杯、大口而外侈的壶和尊形器，在半坡彩陶中不见，而半坡彩陶常见的迭唇圜底盆、葫芦形瓶和细颈壶，则不见于哈雷夫陶器，因此两者的差异性很大。

中国学者指出，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年代为公元前4000年左右。与此年代大致相当的有两河流域的欧贝德文化等和稍晚些的中亚地区的纳马兹加I期-安诺I期文化等。庙底沟彩陶器形以折唇曲腹盆、敛口钵为主，图案中以钩羽、圆点、弧边三角组成的变体鸟纹为主要特征，以散点不对称的旋动的图案格式而独辟蹊径。而欧贝德彩陶以筒形杯和内外施彩的碗为特色，动物纹占一定数量，主要为大角羊、犬和鸟纹。尤其是鸟纹的形象与庙底沟彩陶迥然不同，是一种长颈短尾曲背的热带沙漠中特有的鸟，而庙底沟鸟纹则是短颈长尾平背的鹊类鸟。欧贝德彩陶主要以直线造型，庙底沟彩陶主要以弧线造型。

伊朗苏撒文化彩陶明显受欧贝德文化影响，花纹有动物纹、人物纹和植物纹。动物纹主要有公羊纹，还有长颈长脚无尾的鸵鸟类的鸟纹、犬纹和蛇纹等，人物纹也是全身的，但似乎是人身鸟首。植物纹样则以穗纹最常见。苏撒彩陶也明显与庙底沟彩陶不同。

通过仰韶彩陶与世界其他地域年代相当且具代表性的彩陶比较，可以看出，各有发展过程。中国考古工作者在黄河中上游发现裴里岗文化、磁山文化、大地湾文化，都在距今7000至8000年前，是仰韶文化的祖族文化。仰韶文化的祖族文化比巴比伦彩陶稍早。这也就是说，“中国文化西来说”的论者，力图给仰韶文化从中原的大西边找个祖宗，而这位假定的祖宗尚未降生时，仰韶文化的真正祖宗就已经在中原地区繁衍后代。裴里岗文化、磁山文化、大地湾文化不是地处中原，就是在中原旁边。由此看来，仰韶文化的先人就在身边，实在没有必要在阿拉伯人的地盘里寻找仰韶文化的前辈。

在《中华远古之文化》一文中，安特生谈到一种上古物件，这就是陶鬲。陶鬲是炊器，形制上类似于鼎，有三足，而且三足是中空的，虽然加工时多了几道手续，却可获得更好的加热效果。在生活中，陶鬲主要用于烹调稀食。在中原地区，早在新石器时代，初民就广泛地使用陶鬲，因此在仰韶文化遗址中大量出土陶鬲。后来出现了铜鬲，基本依照新石器时代的陶鬲的样子制成，形状一般为侈口（口沿外倾），有三个中空的足，便于炊煮加热，流行于商代至春秋时期。

仰韶出土的陶鬲与传世的铜鬲，样子类似。安特生因此认为，前者是后者的原型。鬲是居家过日子常用的，往往被视为中国传统文化的象征。安特生因此认为，他所发现的陶鬲代表早期中国文化，这也是他将仰韶文化命名为“中华远古之文化”的理由。

在甘肃和青海挖掘完成，安特生发现甘肃彩陶比中原彩陶发达得多，但甘肃彩陶文化缺乏中国上古文化典型器物，例如陶鬲。如果甘肃彩陶文化是从中原发源的，就不应出现这种现象。或者说，如果甘肃彩陶来自中原的话，在中原广泛使用的陶鬲也应该一起流入甘肃。既然甘肃没有发现陶鬲，那就证明了甘肃彩陶并非来自中原。

那么，甘肃彩陶是从哪儿来的？安特生推测仰韶彩陶来自中国西方，无论安诺遗址还是巴比伦，与河南横亘着广袤的大西北。西方文化进入中原前，彩陶的西方原产地与中原有个过渡地区，那就是新疆。

连载(二 十一)：董事冯总所著《襁褓里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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