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十七)：董事冯总所著《襁褓里的中国》

第 8节

2018年10月9  日  第76-- 81 页

政治制度方面，两河流域居民与中国人都行帝王独裁政治，置天官，以右为尊，在“四表”“四海”“四岳”“十二牧”“黔首”“中国”上帝”等概念使用方面也有相同之处。

历史传说方面，中国古代有洪水传说、神农氏传说、仓颉造字传说及半鱼半人传说等，这些在古巴比伦都能找到类似记载。

根据以上诸点，拉克佩里推断公元前2282年左右，生活于两河流域的闪米特人的一支，在酋长奈亨台率领下东迁，从土耳其斯坦经喀什噶尔、塔里木河到达昆仑山，辗转入甘肃、陕西一带，征服原有野蛮土著部落，深入黄河流域，于此建国。酋长奈亨台即中国古史传说中的黄帝，随其而来的那支发展成为日后的汉族，另一部分则与藏西北当地民族融合。

“中国文化西来说”并非没有拥趸。连续两次鸦片战争，清廷被打得灰头土脸，怀疑中华民族人种虚弱。刘师培、章太炎等均为国学大师，在学术界有影响，他们认同拉克佩里之说，产生了很大副作用。

除了部分学者，有些革命党人也予以认同。陶成章两次赴京刺杀慈禧太后，是广州起义、上海起义主要组织者。他在《中国民族权力消长史》里节录《支那文明史》中介绍拉克佩里学说的部分内容，并用典籍佐证：“据拉克佩里氏谓奈亨台王率巴克民族东徙，从土耳其斯坦经喀什噶尔，沿塔里木河达于昆仑山脉之东方，而入宅于中原。其说之果是与否，虽不可得而知，以今考之，我族祖先既留陈迹于昆仑之间，则由中亚迁入东亚，固已确凿不误，由中亚迁入东亚，既已确凿不误，则其由中东以达中亚，由中亚以达东亚者，亦可因是而类推矣。”他对拉克佩里学说并未全然确信，但相信中国人种自西而来。

宋教仁是先驱式人物，在《汉族侵略史·叙例》 中指出：“太古之汉族，自西南亚细亚迁徙东来”。他对拉克佩里学说似乎未确信，如评说《中国人种考》时认为“至其主张汉族西来之说中，黄帝系迦勒底帝廓特奈亨台与否之问题，汉族系丢那尼安族与否之问题，神农系塞米底族之吾尔王朝之沙公与否之问题，则犹无确切之解释也。”

20世纪初，文化人类学在欧美兴起。持这一理论的学者认为，由于人类生理与心理的一致性，不同民族不同地区的人们发展到一定社会阶段，需要某些生产生活技术时，技术成果会在两个或两个以上毫不相干的地方一次又一次被发明出来。各民族古代文明的某些相似性，只能证明人类在适应自然、改造自然这点上具有共同的思想与能力，而不能说明它们是相互彼此影响的结果，更不能说明就是一个“中心文明”向四周扩散的结果。在解释人类文明起源的问题上，文化人类学的上述观点，显然比文化传播理论更具说服力。

随着中国考古学起步，许多古人类化石在中国相继被发现，成为柳诒征、梁启超等人反驳拉克佩里“中国人来自西方”的论据。缪凤林在《中国民族西来辩》中指出：“东亚之有人，为期实先于西亚。”在学者们的努力下，西来说所依据的不少上古典籍被考证为后世伪作，朱逖先指出：“晚近言汉族西来者大都取证于汉魏以来之纬书神话。”

五四运动后，尽管考古成果不突出，史前文化线索远未明了，但不充分的考古数据也足以使人们开阔眼界，破除笼罩于中国文化起源问题上的神话色彩。梁启超解释中国早期文明与巴比伦文明相似性时认为：“大凡人类的本能都是一样的，不必有什么关系总能相同。”陈嘉异强调：“同一文化的发生，除种族因素外，土地、气候、经济等都不无关系，世界几大文明如埃及、印度、巴比伦、中国几乎同时产生，绝非偶然；它与这些国家同处温带地区，多河流平原，土壤肥沃，比较适宜于人类居住生活等息息相关。与其谓中国民族之文化为由巴比伦或埃及等所输入，毋宁谓彼此因地理气候之相等而遂发生类似文明”。

中国文明是土生土长的，尽管是世界文明的一部分，与世界文明有千丝万缕联系，但还是以独立发展为主，具有独特色彩的地域文明。梁启超说，埃及、小亚细亚、希腊、印度、中国为世界文明的五大发源地，但前四者彼此间有交流，文明“自己的实兼有外来的”，惟有中国因山海阻隔，与周围文明并无交流，其文明全然为“独创的”。

对于“中国文化西来说”，从20世纪初的“翁然赞同，初无异词”，到五四运动前后的全然否定，近代中国人的态度何以前后迥异？当今的中国学者概括说：对中华民族起源“西来”与“本土”的争论，实质上反映了民族心理的自卑与自信问题。

从鸦片战争以迄辛亥革命，中国人的文化心理趋向是不断地认同西方文化，相信西方文化远比中国传统文化先进，以西方文化为民族新文化建设目标。这一心态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而出现转向。一战充分暴露西方文化弊端，中国人开始对中西文化双重反省，主张以中国文化复兴推动民族复兴。五四运动后，中国人民族文化自信心高涨，“东方文化派”肯定中国文化的独立性与现实价值，摈弃“西来说”自是应有之义。只有从五四时期中国人民族主义情绪日趋亢奋的深刻背景中，才能认识当时学者否定“西来说”的真意所在。

中国学者热热闹闹地主张“中国文化西来说”或反对“中国文化西来说”时，安特生在做什么？他不懂中文，不会说中国话，中国学者用笔头子或嘴头子干仗那些热闹事，估计他一无所知，或者仅从同僚那儿听了一星半点。他顾不上这些，在忙活自己那摊事。

早在仰韶文化被发现前，就有外国学者对中国本土发现的石器做过推测，认为式样是外来的。日本学者鸟居龙藏认为，在蒙古高原和东北发现的石器为古代东胡和通古斯族的遗物，因此分别用“蒙古式”和“满洲式”命名，认为两者皆非汉族先民遗物。美国学者劳佛尔认为，“中国石器时亦见之，但甚鲜少，中国从未有石器存集一处，形色具备而能使我们定论其人其时无金属之助而专恃石器为生者。或石器发达足可供一地之需者。故据现代所知者言之，不能为中国有石器时代。更从典籍考之，因此无所谓‘中国人之石器时代’。”

在这样的背景下，安特生不能不陷入泥坑，说：“虽然以河南与安诺相比较，它们的器形相似之点既多且切，实在令我不能不引起同源的想法。两地彼此流传是完全有可能的。即便河南距安诺极为遥远，然而两地之间也不乏交通孔道。”囿于仰韶彩陶与近东出土彩陶存在相似之处，安特生对仰韶文化的来源，做出由西方传入中土的推测：“就考古学上论证，仰韶村发现的彩陶当由西方输入，他日应当证明，仰韶人的制陶术来自西方，有着其他文化或种族的特性。”

安特生的偏执在《中国远古之文化》中流露真切，别看河南与中亚安诺遗址距离远，但两地间不乏交通孔道，从西藏以北到西伯利亚以南都可来往。为说明这点，他举鸵鸟蛋化石例，鸵鸟体型大，跑得快，但飞不起来，而鸵鸟蛋化石遍布亚洲，从中东到黑海以北草原到处都有。连鸵鸟的足迹都分布这么广，从中国河南到安诺自然有多条传播彩陶文化的通道。安特生举鸵鸟蛋的例子，说明不了文化传播问题。况且他可能搞岔了，他说的鸵鸟蛋化石应是恐龙蛋化石。

为说明远古以来中西交通便利。安特生说，自汉代以来，或因战争需要，或因通商需要，中西屡屡往来。安特生以自己的亲眼所见表明自古中西交通及人种交流频繁。在《中国远古之文化》一书中，他举例说：1920年，他在从内蒙古通往河北的路边上，看到个石像，容貌与欧洲人极为相似。其实，他举的这个事例说明不了什么。在中国的大庙宇中，山门里通常站着横眉立目的哼哈二将。细看，哼哈二将眉眼和胡须挺像彪悍的洋人，即便如此，也没有人会认为哼哈二将是根据洋人脸盘塑造的，更不会认为哼哈二将是“东西交通”的使者。

1920年，美国人种学家黑德利斯克来到北京，在演讲中说：“汉族只是大多数人是黄种人，但有迹象表明，远古的时候，汉族与白种人有交融，直到近代以来，这种交融也时有发生。”

安特生在《中国远古之文化》中引了黑德利斯克的这几句，潜台词清楚，汉族血统上都有白种人成分，遑论文化西来了。一夜之间，他发生了一次扭转，从“中国文化西来说”的拥趸，变成用自己的考古成果倡导“中国文化西来说”的热心人。或者说，他并没有变，作为在中国做事的北欧学者，内心本来就藏着不轻易表露的傲岸，走上这条路亦属正常。他这种做法，自然遭到处于内忧外患中的中国人的极大反感。

仰韶村彩陶是打哪儿来的？安特生有个大致判断，认为仰韶彩陶受到中亚土库曼斯坦安诺遗址或巴比伦彩陶的重大影响。无论是安诺还是巴比伦，都在河南渑池县西。甘肃、青海、新疆等地也在河南西边。如果仰韶彩陶从西方传入，就会在通向中原的甘肃和青海留下传播遗迹。安特生认为，来自西方的文化应该通过丝绸之路和草原之路两条道路向东传播。那么，这条文化通道真的存在吗？

19世纪末到20世纪30年代，西方传播论风行一时，成为考古学主流理论。传播论依据简单而清晰，发明一样东西很难，传播一样东西容易。比方自古农民就用粪便施肥，西方发明化肥后，中国买化肥使用就是了，没必要再把化肥发明一遍。如果中国觉得从外面买化肥成本太高，就把某种化肥原理搞清楚，仿造就是。按照传播论，如果一个文化典型器物出现在文化地域范围外，会被视为文化传播证据。传播论大行其道时，国际考古学界不假思索地将文化传播与族群迁移等同看待。与传播论休戚相关的另一个理论是，文明的生成是不可复制过程，任何事物都是一次发明而成的，一个特定的发明只有唯一发源地。

在安特生活跃的年代里，文化传播学派固执地认为，文化的发明和创造很难，而人群之间相互学习和相互借鉴，则比较容易。世界上许多文化是由一地发明后相互传播的结果，人类文明发生发展是一个从中心向四周不断扩散、传播的过程，世界各民族文明与“中心文明”存在亲缘关系。至于“中心文明”何在，学者们的意见并不一致。有的认为在埃及，有的认为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值得注意的是，随着西方殖民主义势力向世界各地的扩张，文化传播学派关于世界文明的单一起源论变成了“西源论”，即认为：亚非拉等非西方地区的文明或多或少是受到西方早期文明“启示”和影响的结果。

中国人早就懂得观察天象和气候，创造了二十四节气，在农业中得以广泛应用。中华民族是研究和掌握天文、地理、物候知识最早的民族。西方学者鼓吹“中国文化西来说”时，却把中国人总结的二十四节气划分传到欧洲。欧洲只知道冬至和夏至两个节气。无论是古埃及、希腊、巴比伦或印度都不曾有过这样的认识。二十四节气传到欧洲后，引起一片赞叹，英国人萧纳伯以英国气象局局长身份在1928年的国际气象台台长会议上倡议欧美各国采用中国人提出的二十四节气。英国率先在农业气候和生产统计中采用萧纳伯的建议。

传播论有很大的局限性，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有一个比较中肯的说法：“传播论是有一定价值的，但是必须指出，原始创造在人类历史上的重大作用，由于人性一致的原则，我们应当记住原始创造的火花或种子可以迸发出任何生命的火焰或花朵。”汤因比的意思很清楚，文化并非全部依靠传播扩散，在更大程度上是创造出来的。

早期，汤因比这种睿智的声音尚未出现。国际学术界普遍相信传播论。毕竟，只有创造出来的文化才稀有，而大部分文化是相互传播的。举个大家耳熟能详的例子，现在中国人使用的收音机、电视机什么的，都不是中国人发明的，而是西方国家发明的。但是。也不是笼而统之的“西方发明”，而是在西方的许多国家的发明创造在相互传播中凑起来的，然后再传播到世界各地的。再举个例子，就连原子弹都来自于文化传播，是各国科学家在“曼哈顿计划”的组织下共同完成的。

在安特生那个时代，西方学人展开想象的翅膀，称新石器时代晚期，一支熟练烧制彩陶的农业集团从中亚进入黄河流域，并汇入中国原有古老文化，从而形成中国史前文化。那时，安特生也是这么想的。

中国大一统历时甚久，处置问题喜欢在历史中寻求依据，这本是血统宗法社会的思维惯性，在农耕时代有了正当性。例如，一片山岭被一个宗族耕耘百年，自然属于该家族，而该家族在此地延绵中产生了自己的习惯，从而形成自己的文化。这点，对中国人用不着做更多解释，是顺理成章的。而对于安特生来说，却不存在这种思维习惯。

北欧是高纬度地区，在严寒气候条件下，物产不丰富。因此历史上产生过大批海盗。海盗习惯于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流动性极强。安特生身上似乎保留着北欧海盗遗留的血性，习惯于从流动性上认识问题，认准中国上古文化是从西方某地传播的。

安特生去中国西北，是为了寻求实证。他在《中国远古之文化》中说得坦率：“因为仰韶遗址的发现，使得‘中国文化西来说’又有了复燃希望，目前要用事实证明之”。1923年，安特生决定亲自到甘肃和青海寻找史前文化遗址。这样，他在中国范围最大的考古调查开始了。

连载(十七)：董事冯总所著《襁褓里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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