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六)：董事冯总所著《襁褓里的中国》

第 3 节

2018年7月 3  日  第  31- 35页

1913年冬，丁文江会同梭尔格、王锡宾等调查正太铁路沿线地质矿产，填绘二十万分之一地质图，是中国最早的区域地质调查。调查归来写出《调查正太铁路附近地质矿务报告书》，是第一篇用中文写成的地质报告。丁文江给太行山下了新的地理学定义，从河南济源至河北阜平这段近乎南北向的山脉，才是太行山；从阜平至山海关这段近乎东西向的山脉叫燕山。他指出，传统地理学往往把山脉当作大河分水岭，而山西若干大河，如唐河、滹沱河、漳河等都穿太行山而流到河北，打破了“两山之间必有水，两水之间必有山”的习惯观念。

李希霍芬是德国地质学家，1868年9月到中国进行地质考察，直至1872年5月，将近4年，发表5卷带附图的《中国——亲身旅行的成果和以之为根据的研究》，认为“山西是世界煤铁最丰富的地方，照现在世界的销路来说，山西可以单独供给全世界几千年。”丁文江对洋人的结论不盲从，他发现山西煤固然多，而正太路附近铁矿最厚矿层不超过0.6米，厚度不稳定，经济价值不大。他据实写文章，题为《有名无实的山西铁矿——新旧矿冶业的比较》，纠正了洋人的错误。

丁文江调查山西、云南地质，为中国自行调查地质之始。从此刹不住车了，成为从事实地调查涉猎区域最广，取得成绩最多的地质学家。曾随丁文江考察的王曰伦院士晚年回忆说：“起初我以为丁先生这老头，曾当过官僚，平时又讲究享受，应该不能吃苦，哪知我想错了。他每天天未亮就起来，点灯穿衣吃饭，天亮后上路工作。背袋里装上一块饼，就算午饭的干粮。晚上下店，吃饭洗脚后，还要点灯将本日所作的图件整理后才睡。每天工作不停，并不考虑下雨和晴天。这样的苦工，我起初还不行，以后也就惯了。他亲自教我绘图、采化石并研究石头，平时也很爱谈天。他的常识丰富，中西学问都很好，颇有诲人不倦的态度，所以我很得到些益处，至今忘不了感激。”

1916年6月，袁世凯总统逝世，继任者为黎元洪。黎总统既没有前任那种睿智，更没有前任那种胸襟，做事缩手缩脚。政府经费的流向变了，地质调查所的经费被大打折扣，每岁政府拨款锐减为4.2万元，全所工资3万元（包括外国技师和所内人员出国进修费），剩下的1.2万元是办公费，包括书籍的排版印刷费。不敷开支，地质调查所只得勒紧裤腰带，工作人员工资锐减，凡有路子的另谋生路。

1919年春，从巴黎和会传来令国人震惊的消息。和会是讨论如何处置一战的战败国，德国既已战败，它在海外的殖民利益由战胜国“分配”，德国霸占的山东理应归还中国政府。殊不知，确定由日本接替德国享有在中国山东的特权。作为对德战胜国，中国人的愤怒可想而知。五四运动由此爆发，成为中国现代政治史拐点。

中国知识界意识到，知识分子不能总关在象牙塔内，无论如何也要在政治方面出上把力气。丁文江的第一篇文章是《哲嗣学与谱牒》，他不追逐民主与科学争论，着重探讨中国知识界作为自觉的理性主义者的新生问题。他是个正牌书呆子，以优生学为理论基础，认为中国在考虑接受何种新的社会模式之时，必须证明它符合生物进化的科学论据。他确信，社会生存与繁荣是生物学目标，在取得成功的社会里实现这个目标是以牺牲个人私欲为条件的。他坚持，既然受过教育的人在经济上和知识上占了优势，就应该为公共福利事业尽心尽力。

中国知识分子自命清高，耻于谈钱，而在1920年，丁文江与章鸿钊、翁文灏，邢端发起募捐活动，募捐名声堂堂正正：筹建地质调查所图书馆。图书馆工程由德国雷虎公司承建。那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丁文江为敌国建筑师承接工程一事呈文请农商部并外交部批准。

地质调查所图书馆是主体两层的长方体建筑，为德国雷虎工程公司于1921年设计并承建，落成时是亚洲最好的地质图书馆，拥有地质学专业图书数万册，各种地形、地质、矿产图数千幅，省县志数百种，并与国外260余处机构保持期刊、图书交换关系。

盖办公楼的钱从哪儿来？由于政府财政吃紧，只得多方募捐。一幢德式二层小楼在兵马司9号落成，贝寿同设计监修。贝家曾经在苏州名噪一时，买下苏州名园狮子林。那时贝寿同的一个侄孙刚1岁。这个侄孙后来名震中外，名气大大超过叔祖，他就是建筑家贝聿铭。

盖办公楼拉了亏空。翁文灏挪用学术刊物印刷费应付建筑商，呈文向农商部要钱。钱批下来，只有500元！尚不足支付贝寿同的设计费。那时王恒升刚从大学毕业，晚年时回忆了当年尴尬的一幕：翁文灏带着他去“化缘”，进门后，矿主躺在土炕上抽大烟。王恒升拿着化缘簿，笔管条直地站在一旁，翁文灏惜时如金，急得满地“走绺”。好不容易等到矿主抽完大烟，问来者何事。翁文灏赶紧作答。待矿主在簿子上签了钱数，王恒升赶紧去柜上支取银票。后来尽管两位化缘者先后有了大出息，但这样盖起的楼，这么难堪的知识分子，至今让人叹息。

丁文江家庭负担重，工资单薄，1921年辞去地质调查所所长职务，出任北票煤矿公司总经理。他做什么像什么，北票煤矿由年产8000吨原煤发展成为日产原煤1500至2400吨的现代化煤矿。

1922年，翁文灏代表中国出席第13届国际地质学大会，向大会提交了中国地质学家的高水平论文，内容涉及地层学、构造地质学和地震地质学等领域。国际地质科学界惊奇地发现，中国地质学如火山喷发般一下子冒出来，从此他们知道并记住了兵马司9号这个地方。

地质调查所不是安心搞矿业调查的书斋，而是处于与中国的命运紧紧相连的漩涡中心，是带着新锐思想的知识分子聚会的场所。1922年初，拥有26名创立会员的中国地质学会成立。学会早年活动有不少轻松形式，胡适和赵元任在联欢会上说过英文相声，两位留学美国康奈尔大学的名流在一批同样具有留学背景的学者面前捧逗自如，数落中国式英语的尴尬和窘态，引起阵阵笑声。

1922年7月，《努力》第2期刊发《我们的政治主张》，蔡元培、王宠惠、胡适、丁文江等学者签名，呼吁成立“好人政府”。他们相信只要少数人能空其所傍，咬定牙关，不把政治视做军阀官僚的私物而勠力合心积极问政，政局必将为之一变。没想到，呼吁被直系军阀头子吴佩孚利用，产生王宠惠组阁的短命“好人政府”。参政的知识分子领略了政治的严酷，比如汤尔和即懊丧地抱怨“好人政府”的“场外指导”胡适和丁文江：“我劝你们不要谈政治了罢。从前我读了你们的时评，也未尝不觉得有点道理，及至我到了政府里面去看看，原来全不是那么一回事！你们说的话，几乎没有一句搔着痒处的。你们说的是一个世界，我们走的又另是一个世界，所以我劝你们还是不谈政治了罢。”

“好人内阁”失败，丁文江将希望投向军阀，盼望出现好军阀，只要军阀身边安排学者精英，武夫智力开化，“好政府”就会梦想成真。1926年，他辞去北票公司总经理职务，任淞沪商埠督办公署总办。他先收回会审公廨，后集中办上海市政。尽管他想办点好事，但与大军阀孙传芳的合作，在他的脑门上打了个大叉。

1928年6月，国民革命军取得北伐战争胜利。随即就接收、裁并旧的北洋政府机构。最初地质调查所被划归国民政府大学院。这一决定显得过于草率，文不对题，遭到有关人员反对，最后决定地质调查所同北京政府农商部一样，由农矿部接收，名为农矿部地质调查所。

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1933年日军进逼长城。地质调查所将部分重要图书、标本紧急南运。翁文灏在南京选定新所址，主要骨干由北平南下，留平人员成立地质调查所北平分所。

1931年，丁文江成为北大地质学研究教授，陆续发表论文，出版《申报地图集》(即《中国分省新图》)，但没有放弃对国家政治、经济现代化的使命感，和朋友们组织时事刊物，名为《独立评论》。

1934年，应蔡元培之请，丁文江继杨杏佛遗缺，出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中央研究院从事高深之学，无济于时艰之用，长期不受重视，成立起就因经费短绌，处境尴尬。他上任后“夙夜匪懈，案无留牍”，尽力争取政府支持的同时，整肃院风，裁减冗员，减少行政经费，增加事业经费，理顺各种关系。为确保学术独立性，他创设评议会。上述诸项，用院长蔡元培的话说，“均为本院定百年大计”。

1936年初，丁文江在湖南考察时因煤气中毒遽尔长逝。消息传来，胡适写《丁文江的传记》以慰追思之情。此后，这个名字很快就被淡忘了。丁文江很想为国家做点什么，政治立场摇摆过，最终也没上哪条船，所以没有哪个当政者想起他。他的墓在长沙岳麓山西麓半山腰，普普通通，和岳麓前山的黄兴墓、蔡锷墓反差极大。

读者或许奇怪，本书说的是探究史前文明，这章怎么说来说去都是地质调查所的事？当然有缘由。地质学与考古学好像互不搭嘎，其实有相通之处。地质学家从地下找矿，考古学家从地下找物，实际操作中，都得刨土挖沟。地质工作者在踏寻矿藏过程中，不时发现地下埋藏的古生物遗骸及石器，从专业角度接触到史前史探索，并按照职业训练，采取地质学的地层学理论，解释地球和文明进化课题。

近代考古学传入中国后，地质学中的地层学理论成为考古的主要支柱之一，地层学能弥补考古过程中的缺陷。现代地质学是近代工业的产物，别看这门学问是在与考古学毫不搭界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而中国考古学的发轫，却一度仰赖于地质学的成长和扩张，在不知不觉间成为地质学的小表弟。别看国人嗜古，但即便最勤于思索的学者也不懂得地质学与考古学的相通之处，不知道地层以及文化埋藏概念，不稀罕上古器物，对上古器物的研究，仅停留在为典籍作注脚的层面上。

中国学者习惯于钻进故纸堆里自得其乐，不知史前史有啥用。这样一来，中国文明史就像瘸了一条腿。民国初年，从西方传入的考古学睡眼惺忪之际，出现了极具中国特色的咄咄怪事：对中国史前文明的探究，头几步并不是史学家走出的，而是地质学家点燃了探究中国史前文明的开山炮的炮捻儿。地质学家固然是从地下打开局面的。只不过，在这一轮中，他们从地底下找到的并不是矿石，而是史前文化的载体。

连载(六)：董事冯总所著《襁褓里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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