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8人》：中国共产党的缘起-88连载

作  者：冯精志  吴晓平

第四章第 5  节427-430页2026年5月  31  日

5、江浩：早期党员中唯一的“特别党员”

“特别党员”数量极少，须具备特别地位、特别任务、特别管理三要素。1938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张闻天在报告中指出：“凡党员处于特别地位，而不过一般党的组织生活者，谓之特别党员”。中组部规定：“有上层地位的党员，应该由适当高级党委直接管理”。

特别党员由社会地位决定，即官吏、军官、资本家或社团领导人、社会名流及上层社会地位关联人等，承担组织分配的特别任务：一是掩护党组织秘密活动，营救被捕、遇难同志和进步人士，获取情报。二是在经济、物资方面支持党组织。三是统战联络工作。四是策动反正，在适当时机率部起义，投入革命阵营。

特别党员受到特别管理，入党介绍人为党的中高级领导人。特别党员吸收入党由高级组织乃至中央批准。特别党员的党员身份必须党内（仅个别人知情的秘密状态）外保密，采取不编入、不参加党的支部组织生活，由较为高级组织领导人单线联系的管理方式。特别党员从事党的工作由秘密转为公开后，党员身份必须在党内公开转为普通党员，也可仍将该段特别党员历史保密而重新申请入党。

    大革命时期，除了尚未确知真实身份的邵飘萍外，已确知是中共特别党员还有杨度、胡鄂公、江浩等。他们用较高的社会地位作掩护，冒着追捕之苦、牢狱之灾完成工作任务，不少特别党员的党员身份、革命功绩至今鲜为人知。

杨度生于1875年，湖南湘潭人，1915年与孙毓筠、严复、刘师培、胡瑛、李燮和等发起组织筹安会，策划恢复帝制。袁世凯逝世后受通缉，移居天津租界，习佛度日。1924年国共合作后，与李大钊等建立联系，1929年移居上海，同年秋秘密加入中共，由周恩来与其单线联系。1931年杨度病逝。1975年，病中的周恩来让工作人员转告上海辞书出版社《辞海》修订编辑委员会，在编写杨度条目时，要将杨度是中共党员这一史实写入，以免日后湮没无闻。

江浩是在担任北洋政府国会议员期间秘密加入共产党的。他1880年生于河北玉田县北刘家桥村的一个地主家庭，读了几年私塾，中了秀才。1908年东渡日本，攻读的是造纸专业。在东京，他结识了孙中山，并且加入同盟会。1910年回国。在遵化的省立第五中学担任学监。武昌起义后，他赴天津，与李锡九等在法租界天增里29号建立同盟会北方支部，参与策动滦州起义、天津起义。民国建立，当选为直隶省议员，次年被选为国会参议院候补议员。

民国初期，袁世凯企图复辟封建帝制，犯了众怒。1915年，江浩因反对袁世凯被通缉，不得不出走各地宣传革命。1916年，黎元洪继任大总统，恢复国会，江浩重新成为国会议员，并出席国会。

有人做了简单对比，要论开会议事，民国初年的国会还不如清末的资政院。民初的国会议员是民选的，而清末的资政院议员有一半多是钦定的。但是，在体现民意以及议论国事方面，资政院并不差。

民国初年的国会议员，很多是在辛亥革命中涌现出的，不像清末资政院议员那样有钱。民国元年国会第一次开会，第一项议事是定工资，确定每月500大洋，相当政府各部次长。在一家子每月6元就可以过日子的年代里，这样高的工资，活的很滋润了。

民国初年，三权分立原则刚引入，大家都不会操作，在实际运作中，理论上的议会专权落不到实处。老奸巨猾的行政系统，总是能想出办法，绕开国会，自行其是。国会开会时，不同党派议员当然会吵架，但吵的不凶，因为有好些跨党人物，一个议员在几个党里，面子上过不去。只有各党激进人士才会真正动肝火吵架。因此，凡是来国会接受咨询的官员，日子都不好过。像冯国璋那样脸皮薄的，几回合就得赶紧跑路，段祺瑞这种脸皮厚的，则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不管你说什么，他一句话就对付过去，而且脸上一点表情也没有。

代议制政治需要学习，民初的国会等于刚入学，议会时断时续，选举也好，投票也好，议事也好，课程都是半拉子。选民没有学会选举，议员也没有学会开会，打架这种副产品倒是无师自通。

作为国会议员，江浩倒是相当的务实，在教育救国思想指导下，在家乡创办农民业余学校、女子小学、读报社和息讼会，对农民进行启蒙教育，而且不是做面子活。

1917年，段祺瑞执掌政权，拒绝《临时约法》，江浩追随孙中山，与大批议员南下，随后通电全国，表示“护法救国，矢志不渝”。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江浩与广州的国会议员发表通电，要求军阀政府释放被捕学生，严惩卖国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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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冯精志  吴晓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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