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8人》：中国共产党的缘起-79连载

作  者：冯精志  吴晓平

第三章第13节续380-385页2026年4月  3  日

抗战期间，陈独秀辗转到四川江津，贫病交加，生活窘迫。1942年5月13日，在重庆任国防参议会参议的包惠僧前往江津鹤山坪探望。陈独秀叫潘兰珍到镇上买猪肉、炒几个菜，边吃边聊，陈独秀一扫多日病容，滔滔不绝。包惠僧后来回忆这次见面说：“有一家美国图书公司想请陈独秀去美国写自传，陈独秀不去。”陈独秀告诉包惠僧：在武汉时，张国焘找来想再组织个共产党，拉陈独秀顶招牌，陈独秀没有理他。谭平山“也去找过陈独秀组织第三党，陈无意于此”。不知不觉间，天色已晚，包惠僧坐船返回重庆。5月26日，得知陈独秀病情加重，包惠僧派夫人去看望，带去北大同学拼凑的300元钱。陈独秀叹息：“要是惠僧来了多好啊！”说完就昏睡过去。次日，包惠僧再次赶来鹤山坪，而陈独秀再也没有醒来。

1948年，国民党政府从南京迁往广州。包惠僧见势不妙，带家眷逃到澳门。澳门高士德马路和姑娘街交界处有一幢破旧的二层楼房，门牌88号，曾经是商住两用楼，楼下沿街铺面开商店，二楼为住宅。这类楼大部分已被拆除，而88号仍在，寒酸、落魄、潦倒。

88号二层租给包惠僧，他深居简出，每天早上到买叠报纸回家，有时到中央酒店赌场里玩两铺。这日玩完，起来想走，抬头看到一张熟悉的脸，嗯？冤家路窄，居然是许克祥！许克祥发动马日事变后投靠蒋介石，军队打光了，收拾细软，带着老婆儿女到澳门当寓公，在赌桌上一掷千金。相比之下，他穷困潦到，不能不受刺激。

更大刺激接踵而来。1949年10月1日，收音机传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讲话的声音。他百感交集、彻夜不寐。28年前的朋友、同事、部下和学生，当了国家主席、总理、部长、司令，大权在握。凭他的资格，原可和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董必武一起登上天安门城楼，扶着栏杆，检阅三军。而如今缩在澳门破旧的小楼上坐吃山空。他咽不下这口气，几天后提笔起草电报：“北京人民政府周总理恩来兄鉴：兄等以廿余年之坚苦奋斗得有今日，良堪佩慰，尚望以胜利争取和平，以和平与民更始，吊民伐罪，天下归仁也。南天引领，曷胜钦迟、一有便船，当来晤教。弟包惠僧叩。”

经过一个星期的等待，他收到了中共中央的复电。1949年11月，他千恩万谢地到了北京。抵京后，董必武请他吃饭，告诉他：“你回来是党中央作出的决定。”在饭桌上，董必武有一句话挺厉害，“你那时做了国民党的官，就不要共产党的朋友了？”

这话勾扯着一件往事。周恩来在陪都重庆工作时，曾去国民政府内务部，碰到了包惠僧，表示过欢迎他归来。而包惠僧胆儿小，生怕特务耳目众多，不仅回绝了，而且不敢再与共产党的老朋友来往。

12月25日，周恩来请包惠僧到中南海家中吃饭。见面后，周恩来以老朋友相待。那天，周恩来跟他作了长谈，最后说：“你过去不是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你对党要有个交代。”

在周恩来安排下，1950年初，包惠僧进入华北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学习，政治研究院修业期满，获得研字第0042号毕业证书，于12月初毕业后分配到内务部研究室任研究员。1952年8月，内务部部长谢觉哉任命他为内务部参事。1957年4月29日，周恩来任命他为国务院参事。给他安排了幽静住处，享受8级干部待遇。

往后，包惠僧一直有自卑感，如履薄冰。1957年，《新观察》杂志刊登了署名“栖梧老人”的文章，题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的见闻》。一直追踪包惠僧去向的海外专家确认“栖梧老人”就是包惠僧。他的夫人谢缙云是这样解释的：包惠僧把中华比作一棵茂盛的梧桐树，而把自己比作其间的一只小鸟。

1953年，“毛主席要我去看看上海革命纪念馆的模型，并要我写点有关第一次全国代表会议的材料。”包惠僧遵旨写出《中国共产党一大会议前后的回忆》。从他用心良苦的措辞看，交织着对毛泽东的敬畏和尊重史实的张力。他对毛泽东的印象不过是“老成持重，沉默寡言”，“如果要说话即是沉着而有力量”。其实，毛泽东在一大讲过的话，没有一句留在他的记忆中。

他在《勘察上海革命历史博物馆的几点意见和回忆》中记叙了两个馆。第一馆是一大会址，“在会议席上，毛主席的座次，这一点我记不清楚，最好问毛主席自己。”第二馆是老渔阳里2号，中共临时中央办公地点，这说明“约在同年（1920年）夏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临时中央”，在第三国际的直接领导和指挥下，1920年成立的中共临时中央筹备和组织了1921年7月一大。包惠僧没有因毛泽东参加了一大，而将1921年作为共产党成立的起点，他在文字上也做了处理，把“回忆一大”改写成“一大前后”。

1969年，毛泽东在九大开幕式说：“第一次代表大会，只有12个代表。”这话何意？未将第13人包惠僧计算在内；1971年董必武说：“他（包惠僧）是一个新闻记者，是列席的，不是代表。”李达1957年说：“包也随代表开会去了，代表们也没去拒绝他，这是事实。”刘仁静1979年说：“他是串门参加会的。”

事实上，一大没有严格的手续和程序，没有正式代表和列席代表之分，参会就有同等权利。但是，他算哪儿的代表呢？武汉小组没有派他出席一大；说他是广东代表也不对，因为他不是广东党的早期组织成员；说他不是代表，仅是串门列席，也不符合事实。开会通知是李达发出的，李达没有给包惠僧发过开会通知，这是事实，但一大的真正组织者是陈独秀，陈独秀有权利不通过李达直接通知包惠僧去开会。说包惠僧是由陈独秀指派参加一大的，相对合乎事实。包惠僧何以得到陈独秀如此器重？他们从素昧平生到一见如故的师生；从彼此之间无话不谈的同志和战友。正是由于两人脾气相投、惺惺相惜，最终成了忘年交，包惠僧甚至成为陈独秀逝世前最想见到的人。

包惠僧在一大会上先后就党的纲领、职工运动、对孙中山的看法等内容发表了意见，参加了最后选举，不是列席代表。被视为旁听记者的包惠僧，若干年后，秉持着记者的职业操守，记录了一大。他的代表资格问题是党史界争论的焦点问题之一。他确实围坐在了那张书写了20世纪中国革命史的长餐桌前。但是，他永远是第13人。

“文革”爆发，包惠僧受到冲击，小将们不仅贴他的大字报，还将他打了一顿。吓得他连夜将陈独秀写给他的上百封信焚毁。自1920年以来，他始终把陈独秀的信带在身边。陈独秀的墨宝传世不多，他烧掉的不仅是中国现代史上的重要文物，也将他年轻时代的理想、事业、友谊和精神财富付之一炬。有人说他像《红楼梦》尾声中的林黛玉，“焚了诗稿，断了痴情；泪哭干了，债还完了”，真正到了“人去梁空巢已倾”的时候，不想，不怨，不恨，不忿，他大难不死，居然熬过了十年浩劫，但已元气殆尽，只剩下一个多病的躯壳。

澳门学者徐新记述了在北京街头与包惠僧的偶遇，大约1978年夏，他和友人在北京新街口大街散步，看到一位年迈男人穿越马路时因为动作缓慢差点被汽车撞死，司机急刹车，探出脑袋骂：老不死的，瞎了眼，你找死啊，活腻了趁早去八宝山。老人默不作声，仿佛没听到。好友告诉徐新，他就是中共创始人之一包惠僧。两人目送一个抖抖索索的背影，消失在灰蓝色的尘埃中。

另一位一大代表刘仁静是遭遇车祸身亡的。如果说陈公博、周佛海有相似的人生轨迹，那么，另两个可合并同类项是刘仁静、包惠僧。二人的人生曲线皆为高开低走，迷途知返，写书投诚之后任国务院参事，当然，还都有一次与北京城里彪悍司机的遭遇战。

早在1950年，包惠僧就被查出有心脏病。1971年，大夫在他的肚脐附近发现一个瘤，考虑到他年事已高，没有动手术。1979年7月2日，85岁的包惠僧晚饭后先看了会儿电视，觉得烦躁，邀老邻居打扑克，晚9点多放下扑克，朝卧室走去，往床上一倒，就这样去世了。最后诊断是腹主动脉瘤破裂，大量失血而死。1979年9月22日，包惠僧的追悼会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

包惠僧去世后留下了大量手稿，人民出版社整理为《包惠僧回忆录》，1983年出版，内容为中共一大前后到大革命失败这段历史。回忆陈独秀的专文仅有《我所知道的陈独秀》一篇，但在其他文章中多处提及陈独秀。难能可贵的是，极“左”思潮横行时，每次提到陈独秀，他均给予中肯评价，体现了实事求是精神。

2009年4月，包惠僧骨灰从八宝山移灵故里。新立的墓碑镌刻的是“包惠僧先生之墓”。“先生”固然是尊称，却也意味着中共的朋友们并没有把他视为“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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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冯精志  吴晓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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