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8人》：中国共产党的缘起-78连载

作  者：冯精志  吴晓平

第三章第13节续375-380页2026年3月  27  日

据包惠僧回忆，陈独秀被捕后，“马林使尽了气力”，“花了很多钱”，力保陈独秀出狱。陈独秀与马林的关系随着这次患难而缓和。

1921年10月，包惠僧担任中共武汉区执行委员会主任，还成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两个机构一套人马。包惠僧和张国焘、李登瀛、李启汉创办《劳动周刊》，注意在工人中发展党员，还领导了汉口人力车工人反对老板增加车租的罢工。

包惠僧自视甚高，“我以为党内只有陈独秀配领导我”。张国焘对工作的“指手画脚”令他不满，没过多久，二人的矛盾终于公开了。张国焘是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是包惠僧的顶头上司，要求开除包惠僧的党籍，因陈独秀不同意，这事不了了之。

包惠僧好玩儿，麻将打到深夜，乐此不疲。1922年，毛泽东遭湖南警方通缉，避居武昌，住在包惠僧办公室。10余天朝夕相处，包惠僧请毛泽东下馆子，给穷教书匠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直至30年后，毛泽东还对武昌鱼及豆皮念念不忘。

1922年初夏，包惠僧来到北京，被安排住在马神庙北京大学第一院宿舍范鸿劼的房间里，北京区委工作地点就在宿舍对面的一所民房里。7月，中共北京地方委员会召开改选会议，包惠僧与范鸿劼、张昆弟被选为委员，何孟雄、安体诚被选为候补委员，5个人组成新的中共北京地委，范鸿劼任委员长，包惠僧兼任秘书。

在李大钊的安排下，包惠僧化名包一宇，进入北洋政府交通部工作，工作安定下来后，第二次结婚，新娘叫夏松云，江苏高邮人，湖北省立女子师范学校教员。夏松云辞掉教员工作，来到北京。

在交通部，包惠僧受两方面指派，党组织让他伺机开展铁路工人运动，交通部总长高定庵派他到京汉铁路调查交通系在小集团及骨干人物活动情况。脚踩两只船，包惠僧利用职务便利，跑遍京汉铁路沿线各站各厂。京汉铁路是南北交通大动脉，有三个总段，即长辛店、郑州和江岸，是北洋政府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命脉，在这开展工人运动很容易产生全国性的重大影响。但吴佩孚费尽心机掌控，在他的眼皮底下做工人工作，无异于太岁头上动土，有相当的风险。

京汉铁路是中国南北交通干线，全线三万余工人。面对这样一个庞然大物，包惠僧无从下手。环顾周围，除了郑凯卿是校工，其余党员都是知识分子，“搞工人运动完全是纸上谈兵”。

陈潭秋有一位本家，在京汉铁路当路警。陈潭秋他们一度“把他当宝贝，缠着他不放”，最终还是一事无成。”随后，包惠僧、陈潭秋等直接到铁路厂区做调查，希望接触工人，但也没成功。“武汉这么多工厂，这么多工人，却可望不可及。”包惠僧感叹道。

　　一位工头得知包惠僧想认识京汉铁路工人，请他到武汉江岸机务段与几位老工人见面。老工人请他到得意楼酒店吃饭。当夜没船回武昌，请他“不嫌脏的话”就在家里住下。这个简单的邀请，令他琢磨再三：不去，怕工人看他不顺眼；去，又担心其他帮派的工人知道后排斥自己。最后他还是住到工人家中，与他们聊到深夜。

“包惠僧虽然急躁，但颇懂人情世故，做事也干练老成。当初陈独秀就是看重他这一点。”研究者方城说。包惠僧“一炮轰开一条路”。接下来不到一年里，京汉铁路江岸区工人俱乐部、京汉铁路总工会先后成立。武汉还成立了20多个工人团体。

1923年2月1日，经过半年多筹备，京汉铁路各段各站各厂的工人差不多都组织起来，决定举行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地点在郑州。但行动受到军警镇压，工人代表经过6天与政府交涉未果，2月7日，京汉铁路罢工被军队武力镇压，12小时内牺牲40余人，被捕百余人，负伤500余人，失业流亡的工人近千。

二七工潮爆发后，高洪恩被免职，吴毓林继任交通总长。吴毓林想借“煽动工潮”之名定包惠僧等人罪。包惠僧1922年8月到育才科当视学，时任科长的黄统是李大钊留日时期的同学，惨案发生后，黄统证明二七罢工期间包惠僧等5人天天到部办公，没有参加罢工活动的迹象，使得他免于被查究，但被解职。失去工作，也就没有经济来源，好在夏松云在唐山扶轮学校当教员，总算有些收入。

1923年三大后，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包惠僧到黄埔军校就职，不但头一次穿上军装，而且当了大官儿。1925年2月，蒋介石、周恩来率军校教导团和部分学生参加第一次东征，留下校本部学生无人统管，廖仲恺给蒋介石发报要求周恩来回黄埔。蒋复电说前方战事吃紧，周不得撤回，于是廖仲恺任命包惠僧代理军校政治部主任。如是：前方主任周恩来，后方主任包惠僧。

6月，军校留校学生被派参加粉碎“杨刘叛乱”，平定后，包惠僧官运亨通，先后任黄埔军校高级政治训练班主任、黄埔军校教导师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筹备主任等。

1926年3月，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中共中央不愿与蒋介石决裂，作为让步，共产党员退出黄埔军校。包惠僧只得离开，辗转到上海。那时，蒋介石实力有限，不打算在反共道路上走得太远。包惠僧在上海偶然遇到钱大钧。钱大钧是蒋介石的铁杆儿，对包惠僧表示：校长很器重你。包惠僧明白是蒋介石对共产党既排挤又拉拢的手段。钱大钧让他找谭延闿，他照办了，不久收到委任他为国民政府特派员的简任状。他向周恩来汇报，周恩来让他与邓演达接洽。1927年1月，国民党左派邓演达任命包惠僧为独立14师党代表。

14师师长夏斗寅是湖北麻城人。北伐战争中，夏斗寅部调到宜昌后，与蒋介石勾勾扯扯。负责武汉中共工作的张国焘质问包惠僧：夏斗寅为什么与蒋介石联系？你去宜昌那么久为什么不写报告？你在宜昌为何花天酒地，行为不检？包惠僧承认了前两点，认为第三点是不实之词，一气之下，决定离开夏斗寅的部队。

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初时，汪精卫表面亲共，命令开除蒋介石的党籍。包惠僧接到北伐军统帅邓演达来信，蒋介石叛变后，夏斗寅露出变节迹象，未经请示擅自将部队移防沙市。邓演达让包惠僧去说服夏斗寅，继续效忠武汉国民党中央，包惠僧难以推却，领命前去。见到夏斗寅后，夏斗寅表示自己没有叛心。后来包惠僧才知道是夏斗寅的缓兵之计。党中央大为不满，认为夏斗寅叛变是包惠僧没有把工作做好，给他留党察看两年处分。

7月，汪精卫召开秘密分共会议，国共合作彻底结束，包惠僧奉命到南昌。8月1日南昌起义爆发，部队向广东挺进。包惠僧病了，请暂留南昌。周恩来要他病愈后去武昌找组织。包惠僧到黄冈、武昌、高邮，最后到上海，见到已脱党的李达、施存统等，才知道南昌起义部队在广东失败，他因此悲观失望，走上脱党道路。

脱离党组织后，包惠僧重操旧业，卖文为生。他曾在上海帮助贺耀祖主编《现代中国》杂志，后到国民党湖北省主席何成睿幕下任参议。1931年，他借曾与蒋介石在黄埔军校共事的关系，任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参议。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任命他为军委会秘书，军阶中将，却是个闲差。此时，他的家庭发生变故，与夏松云分居时，家庭教师的谢缙云走进他的生活，成为他的第三任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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