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8人》：中国共产党的缘起-76连载

作  者：冯精志  吴晓平

第三章第12节续365-370页2026年3月 16   日

他在青岛组织了几次罢工，引起了胶澳商埠的注意，5月 4 日，他召开罢工领导人开会时，被突然闯入的军警抓走。山东省委组织营救，5 月 11日释放。接着，他又潜回青岛，而大街小巷张贴着捉拿他归案的通辑令。一天，他带着文件外出，发现有形迹可疑的人跟在身后，转了几条小巷，尾巴没有被甩掉。他进了一家熟悉的理发店，跟踪者把在理发店门口，理发的张师傅悄声对他说：“走后院，翻墙出去。”他就这样逃过了暗探的追捕，离开青岛。

当年的11 月 7 日清晨，他正在主持召开会议时，警察又突然间闯入，他第二次被捕。由于他患有严重的肺结核，监狱里的犯人都不愿意与他同号，只得由当官的贵州同乡作保，保外就医。

1926年6月，他再次秘密潜回到青岛，担任中共青岛市委书记，主持市委工作。当时，青岛党组织遭到很大破坏，急待恢复和整顿。他在极为困难的情况下，迅速恢复了青岛的党组织。

1927年4月，他到武汉向中央汇报工作，并出席在武汉召开的五大。会后，他应邀到毛泽东主办的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讲课，随后回到山东接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

邓恩铭担任青岛市委、山东省委期间，掌管党的经费。而自己生活清寒，每月组织发的生活费多用于困难的同志。家中向他索款，他回信说自己“只能谋个人的温饱，无力顾家”。他春秋穿那件灰白大褂。到工厂活动时，着粗布裤褂，从外观看像个朴实地道的工人。

中共早期活动经费绝大多数来自苏联。三大时，陈独秀说“党的经费几乎完全是我们从共产国际得到的，党员缴纳的党费很少。”而就在这么困难的情况下，中共内部还有贪污的。

王复元是山东历城县人，早先在邓恩铭就读的省立一中当电工，1921年春在《大东日报》报社担任校对，与王尽美、王翔千共同创办《济南劳动周刊》，1922年加入中共，1925年任中共青岛市委书记，中共山东省委组织部长。1927年4月出席在武汉召开的五大，会后，中央让他带回拨给山东党组织的活动经费一千元，他谎称途中被窃，将巨款据为己有。1928年4月，他从集成石印局拿走两千元资金，而当时石印局承担印刷山东党内刊物《红星》、党的文件与宣传材料的重任，最终石印局因经济困难，而被迫停业。

山东省委书记邓恩铭发现后，将王复元开除出党。邓恩铭成为中共历史上反贪第一人，王复元则成为中共历史上因贪污而被开除出党第一人。王复元怀恨在心，1928年11月，他与国民党山东头子王乐平发表“反共宣言”，1929年1月，秘密抓捕邓恩铭等人，致使中共山东省委机关及各地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

邓恩铭在狱中组织越狱。1929年4 月 19 日晚 7 时，直鲁联军军官李殿臣借上厕所打倒看守，部分在押人员跟着他冲出监狱，枣园停下吃饭时被追兵抓获。杨一辰（新中国成立后任商业部长）身体虚弱，跟不上队伍，跑在后面，混在市民中出济南城，得以脱险。

 5 月，国民党山东省政府由泰安迁济南，被抓捕的共产党员转押济南。邓恩铭筹划第二次越狱，让吴克敬把洁厕的石灰装在一个个信封里，分发各囚室，用犯人与家属见面之机秘密带进钢锯条。7 月 21 日是星期天。晚饭后，邓恩铭指挥第一分队冲出囚室，打倒看守，夺下第一道门；第二、 三分队把准备的石灰包投向看守，看守们睁不开眼。三个分队计18 人冲出监狱，看守上街抓捕。邓恩铭患有严重结核病，由人背着，第一个被抓回。接着有 9 人被抓回。

越狱震惊了当局，看守长以渎职罪被枪决。看守严了，越狱不可能了。狱中，邓恩铭化名黄伯云，外人不知道他是中共山东省委书记。1930 年10月，韩复榘任命张苇村为审判长。张苇村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同邓恩铭熟悉，提审“黄伯云”时认出是邓恩铭。身份暴露了，邓恩铭知道剩下的日子不多了，给母亲写信赋诗：“卅一年华转瞬间， 壮志未酬奈何天；不惜惟我身先死， 后继频频慰九泉。”

邓恩铭被捕后，周恩来派张英赴山东锄奸。1929年8月16日下午，王复元到青岛山东路新盛泰鞋店取鞋，王复元走进鞋店后，张英守在鞋店门口，王科仁进店盯住。鞋店店主包好鞋递给王复元，王复元转身向外走时，王科仁迅速拔枪射击，王复元应声倒地，王科仁唯恐王复元不死，向王复元的头部连射数枪。枪声响，附近的警察闻声赶来，守在门口的张英掏出双枪，掩护王科仁安全撤退。

1931 年 4 月 5 日晨 时，邓恩铭与刘谦初、吴丽实等22位共产党员被枪杀于济南纬八路刑场，时年30岁。

13、包惠僧：参加一大的第13人

1895年1月，湖北黄冈县夏铺河包家畈社庙湾包存嘉家生了男孩。包存嘉本是小官儿，后辞去候补巡政司，靠20多亩地维持生计，随着添人进口，加上屡涉讼案，憋了一肚子气，把这个新生儿起名悔生。既然是悔生，后来怎么叫惠僧呢？听起来像和尚法号，据说是董必武给他写信将悔生写成惠僧，就这么叫了下来。

包惠僧兄弟姐妹8人，他行三。1900年夏，父母为他上学的事争吵，他想上学，抱住父亲的腿咬了一口。抗争结果是母子获胜，父亲允儿子启蒙。他上学后，父亲未转变态度。他年纪虽小，却知道好歹，你不喜欢我，我就不理睬你。父子相见，如同路人。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一星期后，黄冈在湖北率先光复。10月18日清晨，义军进城，包惠僧在欢迎队伍中目睹了起义英雄的风采。而没过多久，他也“起义”了。

第二年重阳节，包氏族人在祠堂祭祖。祭祀摆筵席，富人鱼贯而上，穷人立两旁。包惠僧问房长包泽梦：都是包家后代，为何不能入席？包泽梦骂你这个癞痢头，是什么东西！包惠僧抓过条扁担打来。包泽梦挨了几扁担。他顺势一扫，神龛上的祖宗牌位落地摔成两半。众人围拥过来，闪出条壮汉拖着他往外跑，原来是族兄包复召。包复召把他带到王家嘴交给弟媳熊氏，转身到宋家嘴熊氏娘家搬救兵。包家大湾的人赶到，要抓包惠僧活埋。熊氏当门一站，吼道：“今日哪个敢进我的门，我就和他拼了！”宋家嘴熊氏族人赶到，包家大湾的人只好走了。熊氏叫出包惠僧，给三贯铜钱，要他赶快远走高飞。包惠僧谢别这位侠肝义胆的大嫂，踏上了离乡背井的路。

在武昌，他住进一家小客栈，试着给《大汉报》、《汉口新闻报》撰稿，不曾料想，不仅赚到点稿费，还得到两家报社的外勤记者证，。

1919年春，包惠僧去北京，在北大文学系旁听，没几天赶上五四运动。据他回忆：“五四运动那年，我参加了学生运动，又参加了新文化运动，常奔走于北京、上海、广州各地，也参加了陈独秀、胡适、蔡孑民领导的文化革命运动。”他所说有些笼统，但记者的活儿主要是摸情况、发消息，所以他得到处跑。

1920年2月上旬，包惠僧在恰当时机抓住一个影响他一生命运的的“新闻眼”：陈独秀受胡适之荐前往武汉，分别在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武昌文华大学等校演讲。他回武汉后赶上陈独秀在文华大学演说，以记者身份前往文华书院采访，陈独秀跟他有过两次谈话。

数十年后，包惠僧仍然能够回忆起当时谈话的内容：“见面后，我告诉他我是哪个学校毕业的，毕业后因找不到工作当了记者。他说当记者也好，能为社会服务。后来我们谈了五四运动，火烧赵家楼，反封建，婚姻自由等问题。陈独秀是汉学专家，他的汉学功底不在章太炎之下。我还向陈独秀请教汉学的门路。他指导我读书，讲了做人做事的道理。这次我们谈了个把钟头，分手时我表示惜别，不知以后什么时候能再见面。他说以后还有再见面的机会。走之前我又去见了他一次，他关照我不要写文章向外发表我们的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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