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8人》：中国共产党的缘起-72连载

作  者：冯精志  吴晓平

第三章第10节续345-350页   2026年2月   11 日

1923年7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二大在上海召开，刘仁静被推选为团中央总书记。史静仪回国后到北京。1925年春，陈独秀的二儿子陈乔年在北方区委任组织部长，他与刘仁静同岁，器宇不凡，成了年轻女性追逐对象。精神空虚的史静仪也加入这一行列。

在上海的刘仁静多次写信让史静仪来上海，史静仪不理他。他与团中央意见有分歧，以参加北大毕业考试为由，负气离开团中央，由任弼时接替团中央总书记。北大不论学生是否听课，只要考试合格就发毕业证书。与刘仁静同时考进北大的罗章龙赶上补考，拿到了毕业证书，而刘仁静因没有赶上考试，一生没拿到毕业证书。

据郑超麟回忆，史静仪在刘仁静影响下投身革命，刘仁静开始不喜欢她，认为她是乡下女子，土里土气没文化，谁知把她送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两年后，见识多了，衣着讲究了，刘仁静再见到她，感情骤然升温。但那女人说要和陈乔年结婚，刘仁静感情失控，写了血书，但已无法挽回。这事在党内引起风潮。直到1928年周恩来到苏联出席六大时见到刘仁静，还开玩笑问他的手好了没有。

面对史静仪非陈乔年不嫁、陈乔年非史静仪不娶局面，刘仁静心如刀绞。陈延年指责弟弟这样做不好，这是陈延年一生中惟一一次批评弟弟。党内同志也指责陈乔年不道德，破坏刘仁静的家庭。

陈独秀知道儿子理亏，却没办法挽救，只得派刘仁静去苏联学习。刘仁静出国后，陈乔年与史静仪于1926年下半年结为夫妻。1927年五大召开前，夫妇俩到武汉，陈乔年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八七会议后，陈乔年患病住进汉口的德国医院，陈乔年的母亲与弟弟陈松年来武汉看望乔年。就在这时，史静仪生下个男孩，陈独秀的第二位妻子高君曼曾到武汉史家看望过孙子。

陈乔年病愈后，与史静仪回上海工作，陈乔年担任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长，此前，陈乔年的哥哥陈延年在中共江苏省委书记的职务上牺牲了。1928年2月陈乔年在上海被俘，史静仪日日忙于营救陈乔年，儿子没有好好照看，生病死掉。

1928年6月6日，陈乔年在上海龙华遇难。据陈独秀三儿子陈松年回忆：陈乔年牺牲后，史静仪与一名姓许的国民党军官结婚并生子，姓许的国民党军官在抗战中战死，史静仪独居重庆，陈松年专程去看望二嫂。见面后，史静仪一再叹息命苦。抗战胜利后，她在汉口港务局做事，陈松年经汉口回安庆老家时看望史静仪。从此再没联系过。“文革”后，听人说史静仪病死。郑超麟回忆说，陈乔年被俘后，史静仪也被俘，一个特务头子强迫史静仪与他同居，到解放时这个特务逃到台湾，史静仪留下被定为反革命家属，晚年生活十分凄凉。陈松年与郑超麟二人谁的说法对，无从考据。

1989年2月25日《文艺报》刊发史静仪胞妹史汉仙丈夫杨纤如的文章，说1968年史静仪去世时曾托付家人帮助寻找陈乔年遗腹女陈鸿。文章说当年史静仪在陈乔年牺牲后产下个女儿，不久党组织派史静仪第二次赴苏联学习，她的女儿由组织出面，留在上海托人抚养，以后就永远失去了联系。由此断定，陈松年的回忆较可信。

1926年9月，刘仁静赴苏联莫斯科国际党校列宁学院学习。那时苏联流行“一杯水主义”，男女同居就像喝一杯水那么容易。许多留学生接受了苏联姑娘的追求，尽管刘仁静受到过史静仪的伤害，他却自居为正派大丈夫，始终不涉足此类事。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中国的惨烈事变让托洛茨基找到口实，认为是共产国际错误指导导致中国大革命失败，并指责斯大林。为此在联共（布）引发了一场激烈争论。在苏联的中国留学生颇有兴致地关注着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论战，有不少人倾向托洛茨基的观点，刘仁静也赞同托洛茨基，还研读了托洛茨基的不少论著。

托洛茨基是列宁的挚友（相比之下，斯大林与列宁的关系平淡）。列宁逝世后，托洛茨基在党内失去根基，斯大林在中央则有“高加索帮”支撑，人多势众。1927年11月4日，联共（布）中央开除托洛茨基的党籍。1929年，托洛茨基被苏联政府驱逐出境。

刘仁静得知消息后感到震惊，1929年4月，他在列宁学院学习结束，申请绕道欧洲回国，获得共产国际护照和800美金。他瞒着邓中夏、瞿秋白、王若飞，去土耳其太子岛见托洛茨基。

据刘仁静说：“托洛茨基住在土耳其太子岛上，这个岛象太湖里的岛一样。托洛茨基住的房屋门口，有土耳其警察一类的人守卫着。我到了那里，把电铃一按，就有人出来开门，把我带了进去。托洛茨基见到我，便站起来和我握手。我同他谈话用的是俄语。我的俄语讲得很一般，但托洛茨基很高兴，说我的俄语讲得很好，还说我是他认识的唯一的中国人。我把在苏联看到的情况向他谈了一下，他似乎也知道这些情况。他对我说，斯大林消灭异己是一步一步来的，他是要逐步把他的反对派搞掉的。托洛茨基家的房子门口有警卫，我不能在他家里住，便住在附近的一个小旅馆里。那时，和托洛茨基住在一起的有他的爱人和大儿子。他爱人做家务事，他儿子帮他打字和采买东西。托洛茨基告诉我，他的生活来源是靠给报纸写文章，他把收入的一部分存入银行，作为他活动的经费。他平常吃的不好，只是吃些面包和菜汤，正如他自己所说的，只能吃个半饱。他的工作很忙，平时就在工作室写东西。他的工作室陈设很简单，桌上只摆了一张列宁的二寸照片。他是1879年11月7日生的，1929年正是他诞生50周年，他正在忙于写自传。他有一条船，休息的时候就到湖里去划船。当时，我每天吃了早饭就到他家里去，多半在他家吃中饭。在我要回国前，连下午都在他那里谈。我和托洛茨基谈话的内容是关于国共合作问题和反对派的任务。他认为无产阶级政党不能和资产阶级合作，而应单独干革命，我看这—点他是很坚持的。那时，所谓资产阶级政党是指国民党和改组派。国民党是以蒋介石为头子，改组派是以汪精卫为头子。在我临走前，由他口授，他儿子打字，写了一篇文章结我，题目是《中国目前政治形势和反对派（布尔什维克——列宁派）的任务》，叫我带回。他的这篇文章，是中国托派的基本纲领。”

1929年8月，刘仁静回到上海，恽代英找他谈话，他不但不接受中央的意见，还以反对派立场批评党内官僚化，鼓吹托洛茨基理论。组织没有给他分配工作，也就没给他生活费，只是陈独秀对他宣传的托洛茨基的理论感兴趣，送给他30元钱。

为了生活，刘仁静操起编辑本行，还找了位学医的女学生陆慎之建立家庭。不久，党中央在《红旗日报》上刊出《给刘仁静的一封公开信》，限刘仁静3天内在报纸上公开交代访问托洛茨基事。刘仁静不听劝告，顽固坚持托派思想，后被开除党籍。

刘仁静自称“中国托派天字第一号人物”。1931年，中国几个托派组织统一，他以见过托洛茨基自居，自称托洛茨基的代表，引起托派组织成员反感，他相当孤立，后被赶出托派组织。他想和陈独秀合作，遭到拒绝，竟成了游离于各派组织外的孤家寡人。

没有工作，靠微薄稿费维持一家人的生活，他带着妻子陆慎之到北京，给美国人伊罗生当翻译。1935年3月打算回湖北老家。去火车站的路上被特务扣押，押送南京。经审讯，知道他已不是托派主要成员，托派成员一般判刑5年，而他只被判刑3年。

1937年3月，他坚持不写悔过书，却在悔过书反面写了几行字，大意是以后以翻译为生，不再搞任何政治运动。4月被释放，到西安，在陕西省教育厅打下手。抗战胜利后到上海，把女儿辍学当工人，为国民党做过几篇“稻粱谋”的文章。1948年，他受《中央日报》总编陶希圣之邀，到国防部镇江教导所写反共文章，如1948年写的《评毛泽东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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