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8人》：中国共产党的缘起-66连载

作  者：冯精志  吴晓平

第三章第7节续315-320页   2026年1月  12  日

蔡济民生于1887年，湖北黄陂人。1905年投湖北常备军左协第一旗当兵，不久任新军29标排长。1911年10月10日率29标士兵参与武昌起义，占领楚望台军械库。阳夏之战，黄兴赴汉任总司令，他任经理部副部长，每战必亲往督阵，黄兴称他是“鄂中军人之巨擘”。1913年初任鄂督黎元洪的参谋长。1915年4月任湖北讨袁军司令长官。1917年孙中山在广州设军政府，为鄂军总司令，11月起兵龙坪，克武穴，以孤军无援失败，他匿庙内匾额一日两夜，脱险后转赴广州。适逢牟鸿勋、苏成章等起兵利川，奉蔡济民为总司令，他蔡赴利川就任，靖国军以鄂西弹丸之地，筹饷筹械，无一疏懈。

1918年1月，蔡济民部攻占恩施、利川、咸丰、来凤等县。3月，董必武来撇下武昌律师事务所，来到湖北利川，参加蔡济民任总司令的鄂西靖国军，在总司令部担任秘书。那时他不可能想到，随即命运陡转，投入一场旷日持久的官司。

民国初，各种地方势力间关系犹如弱肉强食的食物链。从地方志看，鄂西靖国军和其他驻军矛盾突出。为筹集粮饷，鄂西靖国军强迫农民种鸦片，征收窝捐充军饷。靖国联军援鄂第一路第一纵队司令方化南指使新收编土匪军攻利川县城。1919 年1月26日，蔡济民被捕获，捆送方化南司令部（老南门口），旋即被杀。遗骸葬于武昌卓刀泉左侧，碑文为“首义元勋陆军中将蔡公济民之墓”。

董必武那时用名董用威，蔡济民在利川遇害，同死者30余人。大家公推董用威、张祝南代表鄂西靖国军赴上海向孙中山报告这一事件，请求孙中山严惩凶犯。董必武从鄂西出发，2月中旬抵达武昌，2月21日即在《大汉报》发表《鄂西靖国军总司令蔡济民利川被害始末记》文。抵达上海后，董必武与张国恩一起住在法租界霞飞路（今淮海中路）湖北善后公会，之后便开始就蔡案向各方申诉。

近年，台湾国民党党史馆发现董必武写给孙中山的亲笔信函。信函保存在编号“环12895号”《董用威上总理函》原始档案中，内容很短，照录如下：“中山先生钧鉴：蔡公幼襄在利川被害，详情已寄呈一分，谅邀察阅，读致聃述手书，知先生正为此事痛心，拟为昭雪，此间同人莫不感泣。奸人谋害证据，将次搜齐，公推用威来沪面陈一切，并请示办法。日内首途，诸容面禀。董用威谨上　三月六日”结尾有署名没年份，据内容推断，当为1919年3月6日，信中的“蔡幼襄”即蔡济民；“聃述”指辛亥革命先烈刘英。

在上海期间，董必武为蔡济民案做了大量工作。3月23日，针对方化南9日发表的推脱罪责的通电，他和鄂西靖国军成员苏成章、胡金桥、张祝南等在各大报发表公电，对方化南抵赖谋害蔡济民的事实予以驳斥。5月17日，董必武和苏成章、姚汝婴等十人联名再次在报纸上发表公电，向广东护法政府、上海孙中山及云南、四川等联军总司令部呼吁，要求惩办祸首，为蔡济民昭雪。

孙中山并未在上海接见董必武，董必武也没想到，为替蔡济民伸冤，他在上海居然滞留近半年之久，最后身无分文，连返回利川的路费也得向孙中山求助。詹大悲致孙中山信，说董必武在上海“住了几个月，现在才将蔡案证据印好，急欲回利夔府去，但是一钱不名，要求先生给他100元供他能够回到夔府，这件事先生允许吗？”

孙中山在董必武抵沪前已得知蔡济民被害，董必武抵沪后，鄂西靖国军中又一辛亥元勋高固群被枪杀，孙中山3月23日致电黎天才、柏文蔚、吴醒汉等，联系之前发生的蔡济民被杀案，希望“穷究主名，以昭法纪而慰英灵”。然而，主持护法的首领们除了口头声讨之外，并无实际行动。董必武在上海近半年申诉没有结果，而此时孙中山已被迫辞去大元帅之职，虽表同情，但苦于没有掌握属于自己的军队而无能为力；章太炎等人虽慷慨陈词，愤愤不平，却没有实力；有实力的四川、湖北等地方势力则力求个人自保，不肯出力。

《董必武年谱》说明，董必武离开上海为1919年8月。忙活了小半年，一事无成。这种结局，对董必武事触动极大，使他对孙中山利用军阀的策略产生了怀疑。但是，在上海的这段日子，他在上海有重要斩获，即投入了中共的酝酿以致发起。

1919年3月，董必武同张国恩一起被湖北旅沪同乡会公推主持会务，住在法租界霞飞路渔阳里。李汉俊从东京帝国大学毕业后回国，与詹大悲同住上海霞飞路渔阳里。他们是邻居，很快处熟了。大家都是湖北人，有在日本留学的经历，谈的来。几个湖北老乡几乎天天在一起交谈国事，推心置腹，无话不谈。

1971年8月4日，耄耋之年的董必武接见了几位党史工作者，说起李汉俊对他的影响：五四运动时，各种思潮都表现出来了，当时社会上有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日本的合作运动等等，最厉害的是无政府主义，各种主义在头脑里打仗。李汉俊来了，把头绪理出来，说要搞俄国的马克思主义，介绍《马克思主义入门》,看《政治经济学入门》。这就是我们的老师，我们的本钱。

董必武在留学日本时曾接触过马克思主义，但没有留意；在鄂西靖国军时，曾经在教堂报刊上获知俄国十月革命的一些消息，可是那时消息较少且有歪曲。董必武听了李汉俊的介绍后，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董必武与张国恩、李汉俊、詹大悲商议如何宣传马克思主义，认为目前能够做的是办报纸和办学校。

他们最初认为办报容易，定名《江汉日报》，拟定了章程、宗旨及募捐章程。董必武从孙中山给他的100元路费中拿出40元印刷股票、章程、宣言。他认识的一位孝感人表示愿意出资金襄助，于是他们商定回武汉办报，并委詹大悲前往闽粤边革命军中募股。但后来那位答应出资办报的孝感人不干了，没有经费，办报计划搁浅。

秋季，董必武与张国恩回到武汉，住在武昌巡道岭湖北省教育会。报纸办不成了，他们想到办一所学校。武汉许多高中级学校毕业的人找不到工作，办私立学校聘教师容易。在办私立大学还是私立中学和专业中学的问题上，他们认为办私立大学和专业中学在资金、设备和教师方面都有困难，而武汉的私立中学不多，招生较易，因而他们达成一致意见，即从办中学开始，以后徐图扩展。 
　　经过紧张工作，校舍问题解决了，武昌涵三宫的湖北省教育会西北角有个院落，办过学校，院内有教室3间，办公室一大间，还有操场及可供学生住宿用的几间房子。教职员问题也很快解决了，有与董必武、张国恩同住省教育会的湖北普通中学堂的毕业生江文波、国立武昌高等师范毕业的倪季端，以及与董必武、张国恩同赴日本留学的刘鼎三、李缄三、刘质如。他们除刘鼎三在省教育厅任视学外，其余无职业。另外还聘请了陈潭秋等任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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