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8人》：中国共产党的缘起-65连载

作  者：冯精志  吴晓平

第三章第8节310-315页   2026年1月  5  日

这位老秀才不赞成过“左”的肃反政策，尤其反对过多地判处死刑，因“右倾”而被撤职。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转移，而这位中共建党元老却未能随队，据说，不让他参加长征，也算是对他的一种惩罚。留在当地帮助乡政府做工作。他心里难过，却仍然每日扶着根拐棍，口无怨言地早出晚归。

在中央根据地，何叔衡、徐特立、谢觉哉、林伯渠、董必武年龄较大，尊称为“五老”。“五老”心相通。长征前夕，何叔衡在驻地梅坑备清酒花生约林伯渠长谈。临别时，把女儿何实山为自己打的毛衣送给了林伯渠。林老接过毛衣后，激动的说不出话来。

长征突围前一天，谢觉哉去看望何叔衡。何叔衡特别准备猪肉和点心款待将出发的老友。二老间虽然过惯了患难分手又相聚、相聚又别离的生活，但这次离开之时，却相互对坐，沉默不语。何老拿出唯一的一把小钢刀和在上海搞地下工作时买的怀表赠给谢老。谢老后来写诗道：“十二年前生死别，临别赠送小钢刀！”

1935年初，中央局书记项英派便衣队送何叔衡和瞿秋白去闽西。他们昼伏夜行，2月14日凌晨到达上杭县水口镇附近。便衣队一时大意，天亮后做饭冒出炊烟，很快保安团围上来。便衣队员用驳壳枪且战且走。何叔衡冲到村南山上，气喘吁吁，不愿拖累同志，向带队的邓子恢喊：“开枪打死我吧！”邓子恢让警卫员架着他跑，到一个悬崖边，他突然挣脱警卫，纵身跳下。邓子恢后来痛心地回忆，当时他们过了这座山，依托一条小河将追兵打退，何叔衡若被架着再跑一段，也许可免于殉难。后人长期认为何叔衡坠崖而亡。

上个世纪60年代，福建公安机关审讯一个解放前当过反动团丁的人时，据他交待，他和另一团丁在搜索时，在山崖下发现一个躺着的老人，从衣服里发现银元和港币。两个家伙搜身时，老人苏醒过来，抱住凶手的腿欲搏斗，被连击两枪打死。何叔衡牺牲后，被群众安葬在福建长汀水口镇梅迳村的山坡上。

何叔衡牺牲，山疙瘩里的妻子哪能知道。她病了，两个女儿回家伺候。母女相守一个月后，她把女儿喊到床前，说你俩是公家的人，不能为我呆在家里，赶快回去工作吧。我这一生活过得好孤单啊，与你们父亲在一块的日子少的都可以数出来。我只有一个愿望，就是死后能与你们的父亲合葬。对母亲的最后要求，姐妹俩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她们的父亲牺牲后，尸骨至今也没找到，哪里去建坟合葬。

何叔衡故居后面的山坡上有一个坟头，一块墓碑上刻着两个名字：何叔衡、袁少娥。就像是一座合葬墓。袁少娥，这位从未走出过山村的妇女一辈子就在这里守望，直到1957年过世，生前唯一遗愿是与何叔衡合葬，于是墓碑上也有何叔衡的名字。

远离尘世喧嚣的沙田，隐踞在大沩山的南麓。回望这片热土，先人矢志报国的脚步仿佛在潺潺涓水旁短暂的驻留。他们的后人用一种质朴的方式，如无言的青山一般，默默地守护着前辈为建设一个独立富强的新中国而义无反顾、舍生忘死留下的背影。

8、董必武：入党前就是有名的律师

1886年3月，董必武生于湖北红安县的一个贫苦家庭。从小随教私塾的父亲读书，18岁应试，中了个秀才，秀才相当于如今的中等教育文凭，不享受政府补贴，随后他在家乡高等小学任教。

武昌有一所文普通学堂，是在当年湖广总督张之洞兴办的武昌自强学堂旧址上改建的，招收学生学习普通各学科，以备学习好的学生升入高等学堂。1905年，董必武和同乡张国恩、孟龙荪一起来到省城武昌，准备投考文普通学堂。这时，他们在一位姓王的房东引导下到日知会“读书看报”，并结识了刘静庵。

日知会是清末湖北的革命团体，由刘静庵、曹亚伯等发起，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2月在武昌成立，以利用美国基督教中华圣公会所设的日知会阅报室而得名。会内设干事、评议两部，推刘静庵为总干事，辜天保、李亚东等为干事，冯特民、陆费逵等为评议员。会员有姓名可考者为百余人，分军界、学界、新闻界、宗教界四类，以军界为最多。主要在新军、学生与会党中开展革命活动。

在日知会阅报室，刘静庵打破惯例，让董必武把没看完的书刊带回去阅读。不久，董必武考取文普通学堂，编在第三班。离开学还有几个月，他住进日知会宿舍读书看报，阅读了包括清政府明令禁止的《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文字狱》等。

董必武首次读《警世钟》，起首四句留下深刻印象：“长梦千岁何日醒，睡乡谁道警钟鸣；腥风血雨难为我，好个江山忍送人。”他读了章炳麟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逐渐明确：康、梁的主张虽有进步之处，而孙中山更为进步，主张采取革命手段，不但要推翻清朝统治，而且还要政于民，建立民主共和国。

1937年，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的夫人海伦·斯诺在延安采访董必武，董必武向她讲述了这段经历：“我到达武昌后，住在一个叫日知会的著名团体的宿舍里。这里是领导辛亥革命的湖北省的初期革命中心。这个团体由一个姓刘的人创办起来”。“这个团体的规模虽小，但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特别是因刘的人格而这样”。董必武称刘静庵是自己走上民族民主革命道路的“启蒙师”。

1910年，董必武从文普通学堂毕业，授拔贡学衔。拔贡是科举制度中由地方贡入国子监生员的一种，由各省学政从生员中考选，保送入京，作为拔贡。朝考合格，可充任京官或教职。董必武获拔贡学衔是大清的最后一年，很快就报废了，去黄州任教员。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董必武赴武昌，在军政府军务部担任秘书。

董必武文在普通中学堂的一位同学叫张国恩，比董必武年长6岁，是湖北红安杨二乡张家湾人，董必武只是受到日知会的影响，而张国恩则参加了日知会。武昌起义后，在汉口军政分府军需处担负革命军粮食、武器供给工作，后任湖北军政府理财部秘书。

董必武和张国恩本是同学，辛亥革命后，前后脚进入湖北军政府，都担任秘书，二人如影随形。1914年1月，二人东渡日本，进入东京日本大学法律科学习。7月，孙中山在日本重组中华革命党。董必武和张国恩谒见孙中山，随即加入中华革命党。

董必武与张国恩在日本仅一年多。1915年6月回国谋划反袁活动。当年12月，袁世凯宣布接受帝制，遭到国内舆论强烈反对，被迫取消帝制，不久病逝。孙中山在广州另立中华民国军政府，爆发护法运动。所谓“护法”，是护卫《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打倒事实上由北洋系统专政的“共和”，重新建立新生共和的民主法统。

1917年春，董必武和张国恩在武昌合办律师事务所，二人各有所长，分别在武汉司法界赢得“硬笔头”和“灵舌头”之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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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冯精志  吴晓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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