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8人》：中国共产党的缘起-53连载

作  者：冯精志  吴晓平

第三章第4节续250-255页2025年9月   4 日

辅仁学社是湖南学生在京社团，1920年1月18日，毛泽东、罗章龙和辅社成员在陶然亭集会，会后在慈悲庵山门外古槐前摄影留念。学生闹腾成不了事。后来的“驱张”由军阀接手。吴佩孚和冯玉祥对张敬尧白捡了个湖南省长本不服，趁此时机，与谭延闿达成默契，吴佩孚撤出衡阳，敞开张敬尧的南大门；冯玉祥敞开张敬尧的西大门，放湘军长驱直入。张敬尧所部不得不滚出湖南。张敬尧受到“迅即来京查办”处理，他弟弟张敬汤在“鄂州执行死刑”。

“驱张”后，毛泽东没有离开北京，寄宿于杨怀中家靠院门的单间里，每天都能看见恩师女儿杨开慧。这对青年男女在胡同里散步、在院里聊天，给庭院枣树培土浇水。据说建国后，本院住户给毛主席送过一包新摘的鲜枣。他目睹数十年前邂逅的老树结出新果，会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回忆起被重重时光帷幕阻隔的秋水伊人。

1920年初，杨怀中病逝，杨开慧回到长沙，在望麓园附近船山书院内和毛泽东举行简朴婚礼，仅花6大洋请至亲好友吃了顿饭。

1920年春，毛泽东领导自治运动，说：“自治运动只是简单地希望在湖南能够特别定出一个办法，将湖南造成一个较好的环境，我们好于这种环境之内，实现我们具体的准备功夫。”

易培基不仅是毛泽东在一师的国文老师，还是毛泽东“驱张”赴京请愿的同行者。毛泽东等办文化书社，首先征求他的意见。他不仅叫好，而且认为：湖南如不补上新文化运动这一课，就无法研究当代世界的发展趋势，各种进步思想和新文化无法在这块土地上生根。他还自愿充当书社发起人，出面邀集长沙各界有声望的人士，参加书社的发起和创办工作。而在这时，他也是谭延闿的“铁杆儿”，是谭延闿的省长公署秘书长，兼任省教育厅长兼一师校长。

易培基是湖南省长公署秘书长兼教育委员会委员长。一师师生数次上书省长谭延闿，请求让易培基兼任“不景气”的一师校长。易培基担任校长后，聘请毛泽东担任附小主事（校长），全面主持附小工作。“世界是我们的；做事要大家来。”这是毛泽东为该校写的一副楹联，刻在竹板上，悬挂在礼堂。毛泽东在附小主事的时间是1920年9月至1922年10月，但是他在1922年上半年就离开了，由何叔衡代理，这有当时的一师工资发放名册可以作证。

毛泽东在一师附小工作时，招收附近工人学文化。办工人夜学是毛泽东的“传统项目”，早在1917年11月，他担任一师学友会总务时就操办过工人夜学，大到革新教学方法小到“教室洋油灯四盏，有三盏不明，灯在四角，中间颇暗，应添一盏”的小事都管。

小学校长是赖以糊口的职业。1920年6月，易礼容从武昌给毛泽东写信，认为包括“驱张”在内的运动效力不十分大，建议“回到湖南去，采取一种最和平、最永久的法子，造成一个好环境，锻炼一班好同志”。毛泽东重视易礼容的意见，回长沙联络何叔衡等创议筹办长沙文化书社，得到湖南一些上层人士赞同。马克思主义在湖南传播的形式有多种，影响最大、传播持续时间最长的是文化书社。

1920年8月2日，毛泽东、何叔衡、彭璜、易礼容等17人在长沙楚怡小学召开发起人会议，推选毛泽东、彭璜、易礼容为筹备员，通过了书社《组织大纲》，租长沙潮宗街湘雅医学专门学校的三间房子，作为文化书社社址，请刚就任湖南督军的谭延闿写了招牌。

9月9日，潮宗街56号的文化书社开业。在鞭炮、鼓乐声中，谭延闿在一群“长袍子先生”簇拥下，坐着八抬绿呢大轿来到这里，下轿后亲自剪下红绸，亮出了牌匾，那上面是“文化书社”4个字，自然是颇见功底的谭氏书法。

11月6日，《湖南通俗报》上刊登了《文化书社第一次营业报告》，从8月2日起至10月22日，投资者有姜济寰、毛泽东等27人，共收银519元。可见解决没钱的问题，按现在的话说是融资，发动大家入股。投股搞了三次。个人出资最多的是姜济寰，三次共投有光洋228元、纸洋18元、小纸洋59元3角、钱100文；长沙总商会会长左学谦投股一次，交纳纸洋、铜元共200元，仅次于姜济寰。另外投股的还有易培基、仇鳌、朱矫、杨绩荪、方维夏、王季范、朱剑凡、匡互生、李抱一、张平子、龙兼公、贺民范等。

姜济寰之所以舍得往文化书社里放钱，大面上的原因不外乎是性格中正平和，与毛泽东这般青年合得来，又有易培基出面相邀等。而内里的原因是，姜济寰是谭延闿的“铁杆儿”。谭延闿三次督湘，姜济寰三知“京兆”，此时升任湖南省财政厅长。谭延闿为毛泽东的文化书社题匾额，姜济寰就不能不掏出光洋赞助文化书社。

仇鳌是老同盟会员，谭延闿的“诤友”，谭延闿第三次督湘，是他从上海把谭延闿从“寓公”拉到“流亡督军”的位置上，在永州（后郴州）建立湖南督军府，在张敬尧的天上另出一个太阳。他是在谭延闿面前说得起话的人，也是官任省府交涉署外交司司长。

毛泽东作为长沙文化书社的特别交涉员，承担外联任务。在他的张罗下，湖南《大公报》三次为文化书社刊登广告性文件。他做书籍广告也别出心裁，以夹在出售的《新青年》第8卷第1期中的《文化书社敬告买这本书的先生》为证：“先生买了这一本书去，于先生的思想进步上一定有好多的影响，这是我们要向先生道贺的。倘若先生看完了这本书之后，因着自己勃不可遏的求知心，再想买几本书看，我们预备着留给先生哩！”“我们社里所销的东西，曾经严格的选择过，尽是较有价值的新出版物（思想陈旧的都不要）。”这是稍有文化知识的贩夫走卒也能看懂的白话文。

书社最初销售的书籍只有100余种，杂志40多种，报纸一二种，这些书报大部分是随到随完，供不应求。在毛泽东的“特别交涉”下，经议事会同意，聘请陈独秀、李大钊、恽代英等人为“信用介绍”，据此与全国各地书刊建立联系。陈独秀介绍了上海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新青年社等知名出版社，让文化书社免交押金先提货；在李大钊帮助下，北京新知书社、新潮社也给文化书社“最惠待遇”；而恽代英创办的武昌利群书社出版的书籍，则优价供应文化书社。

书籍报刊是特殊商品，是意识形态的承载体。毛泽东等之所以开书店，首要的是“传道”。毛泽东说：“现实的急务，莫要于传播文化；而传播文化有效，则莫要于办‘文化书社式’的书社。”

1920年至1921年春，书社与省内外发生书报营业往来的有六七十余处，并在本省平江、浏阳、宝庆、衡阳、宁乡、武冈、溆浦设立分社和代销处。机构负责人多由新民学会会员担任。这张网不仅是文化传播网，也为联络网。湖南早期党团组织建立后，书社及其贩卖部、分支机构大多成了党团通讯联络机关或活动场所。1921至1923年，长沙文化书社俨然是中共湖南党组织的“总机关”。一大结束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从上海去桂林会晤孙中山，途经长沙时特意在书社停留，与毛泽东、易礼容等聊了很长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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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冯精志  吴晓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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