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俞秀松何时抵达莫斯科，没有相关资料，只能肯定张太雷于6月到达莫斯科，与俞秀松、陈为人会合，住进莫斯科的德累斯顿旅馆。俞秀松和张太雷住68号房间，陈为人住77号房间。

陈为人是湖南江华人，1920年春到上海，后在渔阳里6号的外国语学社学习俄语，是中国第一批社会主义青年团员，是外国语社派遣赴苏的的第一批留学生，在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

共产国际三大1921年6月22日至7月12日召开。少共国际二大于7月9日至7月23日召开。出席共产国际三大的有55个国家，103个组织，605位代表。出席少共国际二大的有48个组织的135名代表。这时正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夕，甚至可以说是同期。

那时，全球资本主义国家都与苏俄政权过不去，共产国际处于“国际白色恐怖”中，不管批什么，都要谨小慎微地走手续。张太雷和俞秀松刚落脚，就听说一个不利消息，即他们出席共产国际三大的代表资格问题。中国的早期党组织活动时间不短了，而代表大会还没有召开，在共产国际眼里，中国还没有集中统一的共产党。

关于这点，共产国际派驻远东的全权代表舒米亚茨基在联席会议记录第1号文件中有明确的表达：“由于中国还没有集中统一的中国共产党，我们本以为，中国代表团不仅没有表决权，而且也没有发言权。但是，在我做了详尽而客观的报告之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小局已决定，给予中国代表团发言权。”

舒米亚茨基在这里讲的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小局。小局设立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之下，职能是处理组织方面的问题。保证与其他国家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联系，虽然名“小”，却有很大的权限。

舒米亚茨基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小局报告后，由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小局决定给予中国代表团发言权。这仅是临时处置，是在共产国际三大已开幕的情况下的变通办法。事后的7月20日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主席团通过这次联席会，代表共产国际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代表资格。这是一种程序，是采取追认的形式来弥补以前的失误。

至于俞秀松出席少共国际二大的代表资格，倒没产生多大问题。在伊尔库斯克，由舒米亚茨基签署了他的代表资格的证明。

开幕后第4天，7月13日，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中国部共青团组织负责人斯•达林签署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申请书“请授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代表俞秀松同志以表决权，张太雷、陈为人同志以发言权”。“有吴先瑞、罗泽、任狱、平的、陈启沃、何其波、吴芳、韩图雪、张秀兰、彭泽、袁笃实、澎湃、韩伯画14位同志取得来宾证”。

斯•达林是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成员，1920年2月来中国担任青年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他也参加了1922年在广州召开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举行第一次代表大会。著有《中国回忆录》。

张太雷和俞秀松是从伊尔库茨克转赴莫斯科的，张太雷担任过维经斯基的翻译，又有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舒米亚茨基保荐，按说身份和资格不是个问题。那么，为什么会产生问题了？原因是先后到达莫斯科的，还有其他“中国共产党”代表，而且有二家已得到共产国际三大的代表证。不用说，这是一个相当严峻的问题。

前景不容乐观。张太雷、俞秀松来到了莫斯科，而他们所代表的中国共产党还没有正式成立，即便正式成立了，也只有几十个人，仅仅是江亢虎的“中国社会党”党员人数的万分之一。历史的天平似乎朝着江亢虎的方向倾斜，而在此时，张太雷、俞秀松等连代表资格问题还没有解决，正在襁褓中的中国共产党有夭折的危险。

此时上海正在筹办中共一大。由于通讯方面的原因，中共的领袖人物陈独秀、李大钊还有其他同志根本就不知道万里之遥的莫斯科发生的一切；根本就不知道张太雷、俞秀松肩上的千钧压力，也不知道襁褓中的中国共产党正在进行一场生与死较量。

6月22日，共产国际三大开幕之日，张太雷、俞秀松发现江亢虎、姚作宾也以代表身份出席大会，立即警觉起来。尽管他们的代表资格还在解决中，但还是清醒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不能听之任之。

俞秀松说动就动，单独具名，十万火急地向《中共代表俞秀松为姚作宾问题致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声明书》，指出自称是“中国共产党代表”的姚作宾等人，其实不是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姚作宾等在第二次中国学生大罢课期间已成为中国学生唾弃的卑鄙叛徒。并且严正声明，他们没有任何资格同共产国际进行联系，凡是共产国际同他们讨论甚至决定的事项，中国共产党都不承认，要求撤销对姚作宾所谓的“共产党”的承认，取消姚作宾出席大会的资格。

接着，由俞秀松领衔，张太雷、陈为人联合另外14位可以观摩会议的持来宾证的同志，联名致函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季诺维也夫，揭露江亢虎是十足的政客及其反马克思主义的面目，强烈抗议大会资格审查委员会承认江亢虎代表资格。

江亢虎时年38岁，张太雷年仅23岁，二人在莫斯科不尴不尬地见了一面。据江亢虎后来叙述：6月22日晚，共产国际三大在莫斯科大剧院举行开幕式，见张太雷与远东书记处负责人舒米亚茨基入座，即“询之曰：‘君代表券乎，来宾券乎？请相示。’张不可，而搜索余券。余立示之，张乃以其券相示，则亦代表券也。”

那时，江亢虎信心满满，他知道代表券仅有资格缩在某个角落里听会，而没有发言资格。但是，大会进行到第4天，风声变了。江亢虎沮丧地说：“不意国际会竟将余券收去。”遂致函共产国际领导人季诺维也夫：第三次大会开幕当天，我领到具有决议权的代表证。可是在出席大会4天后，在没有任何解释的情况下，卡巴斯基同志要我交还代表证，并剥夺了我作为来宾的权利，我认为这是一种侮辱，表示抗议。后“细访其故”，系因张太雷“致书共产国际”。

《张太雷、俞秀松给季诺维也夫的信》现存中央档案馆，《江亢虎给季诺维也夫的信》存俄罗斯社会政治史档案馆。当时，两位中国年轻人真的急眼了，委委屈屈的，火药味十足，信中说：“鉴于资格审查委员会给骗子江亢虎以代表资格，本代表团认为有必要提出抗议，特作如此说明：江亢虎以何种名义出席代表大会，是代表中国并不存在的中国社会党？在这并不存在的社会党里更没有什么左翼，那么他以何种名义参加？江亢虎在中国只是作为一名总统顾问为人所知，他根本不是社会主义者，如果第三国际允许北洋政府的总统顾问参加，就会失去中国青年的信任，给我们重大打击。”

张太雷和俞秀松在国际社会中一文不名，站在他们身后的中国共产党还没有正式召开成立的代表大会，怎能扛过势大力沉的江亢虎和姚作宾呢？而且江亢虎和姚作宾的“中国共产党”已完成大会的手续审查，拿到了必要证件。用中国老话来说，生米已做成熟饭。

追究转机，可看到一个俄国人身影。中国人当记住鲍里斯•扎哈罗维奇•舒米亚茨基，他1886年生于西伯利亚的乌兰乌德，1903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党，被派到哈尔滨，化名西林，进入中东铁路三十六棚总工厂当一名镟工，是俄国社会民主党最早派往中国人员。

西林在哈尔滨开了个小酒馆，挂牌子叫西林屋。小铺不以赢利为目的，只为穷哥们有地方扎堆，嚼酸黄瓜，喝小酒，发牢骚。1905年，中东铁路附属工厂秘密成立俄国职工联合会。1907年初，西林向中东铁路附属工厂的中国人吴泰发邀请，西林屋破天荒招待中国客人。4月，吴泰和西林制订中俄工人共同庆祝五一劳动节行动方案。

五月一日午休汽笛声响，中俄工人涌出厂门，向三十六棚后身江边聚集。地包、车站、铁路印刷厂、八区制粉厂、港口工人也从四面八方汇集，形成三千多人队伍，乘预先准备好的船只迅速过江集结。江北极乐村不属沙俄军警管辖范围，吴泰宣布不能饿着肚子开大会，先野餐。中俄工人打开准备好的饭盒，团团围坐，开始史无前例的大聚餐。西林宣布大会开始，然后讲演，呼口号，再后联欢。1910年哈尔滨全城搜捕，54名俄国工人入狱，西林逃离哈尔滨，流亡地点挺老远，在南美洲的阿根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