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8人》：中国共产党的缘起-104连载

作  者：冯精志  吴晓平

第四章第13节505-510页2026年9月 17   日

1926年10月，北伐军攻取武汉，大革命的重心移到长江流域。也是在10月，廖伯英奉调到武汉，以湖北省立第二女中训育主任的身份，协助省委妇委书记蔡畅做妇女工作。她与丈夫辗转长沙、武汉、上海等地。食无定时，居无定所，天未亮出门，深夜才归。

父亲把贫苦老实的族侄缪位荣推荐给她。缪位荣一面帮助她带小孩、搞家务，一面以捡字纸为由，做秘密交通工作，沟通妇委与国民党省党部妇女部部长李文宜、省妇女联合会负责人赵君陶的联系。

1927年7月中旬，汪精卫集团背叛革命，武汉三镇陷入白色恐怖中。中共被迫转入地下，9月间迁往上海。由于斗争需要，10月初，党组织调何孟雄、缪伯英到上海工作。

在上海，缪伯英任中共沪东区委妇委主任，化名廖慕群，在华夏中学谋得个公开职业，担任物理教员。上海是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势力盘根错节的地方，环境相当险恶。他们住在租界内，一旦有情况发生，就得考虑搬家。遇到紧急情况时，他们干脆连家也不要了。缪伯英胆大心细，处事慎重。她多次对缪位荣说：“我们如果有两个晚上不回来，你就赶快搬家，以减少不必要的牺牲。”

1928年3月20日，她生下女儿何小英。他们食无定时，居无定所，时常天未亮出门，深夜方归。缪位荣回忆那段生活时说:“对那种紧张而又危险的生活，开始我不习惯，有时晚上被惊醒过来后，好久睡不着觉。但我发现他们很坦然，也就放心多了。我在伯英的教育下，逐步树立了为被压迫人民求解放的决心，觉得自己的工作是非常有意义的，也学会从容不迫地处理突然情况了。”

艰苦繁重的工作，清贫而不稳定的生活，缪伯英的身体拖垮了。1929年10月突患伤寒病，被送入上海医院。她病危时，拉着何孟雄的手说道：“我既以身许党，就应为党的事业牺牲。奈何因病行将辞世，未能战死沙场，真是憾事！你要坚决斗争，直到胜利。你若续娶，要善待重九、小英两儿，使其健康成长以继我志。”年仅30岁的缪伯英带着对党的未竟事业的遗憾和对亲人的眷恋离开人世。

她的灵柩存放在上海扬州会馆，后会馆改建，登报通知各户迁出，但何孟雄被国民党逮捕，不可能处理家务，缪伯英的遗体不知被会馆代迁何处。他们的两个孩子被监禁于上海龙华监狱一年多，何孟雄罹难后被送入上海孤儿院收养。1932日军攻打上海，两个孩子在战乱中失散。之后党组织虽然多方寻找，毫无结果。

13、罗亦农：慷慨登车去，相期一节全

1902年5月，罗亦农生于湖南省湘潭县易俗河镇的一个富绅家庭，他的父亲叫罗子厚，可谓有钱有势，不仅是管辖罗家几所公堂的地方团总，而且开了个碓坊，专做大米生意。

民国初年，湖南湘潭有个进步文人叫郭月钦，在下摄司向家塘开馆授童，他知识渊博，同情穷苦人民，憎恨土豪劣绅。罗亦农11岁时，就在他办的学馆读书，而且学习了三年，

有一年，湘潭一带久旱无雨，罗亦农路过易俗河五房湾大垅，看到大泉井边一群农民顶着烈日，掏出井中湿泥巴救禾苗。他上前问整天掏井能挣多少钱？农民说，都是租的田，天旱无水，掏井救禾，没人给钱。他说，租的是东家的田，救的是东家的苗，就该东家出钱。如果东家不出钱，也得从租谷中扣除，不然是为东家白出力吗。农民听了觉得有道理，不再掏井了，找东家算账去了。

过后，东家告到罗子厚那里，罗子厚指着儿子鼻子大骂，说他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往后休管闲事。此后常对人说，罗家出了个逆子。当时一元纸币值一块银圆，邻居向罗子厚借了二百元纸币。后纸币贬值，两元纸币值一块银圆。罗子厚非叫邻居偿还200块银圆，两家争执不下。罗亦农指责父亲贪财，父子俩差点闹翻。事后，罗亦农在家门口贴了一副对联：“存得天良，蒙庆受福；放开眼界，创业发家”，规劝父亲善良处世，安分持家，对人不要太刻薄。经常有人喊他“少爷”，他说最讨厌这个称呼，“少爷就是猪”！

罗亦农和袁达时同村同岁，一起长大，一起读私塾，又一起进新式学堂，颇似朱熹说的“岁月幸同庚，诗书复同道”。1916年，两人15岁时一起考进美国教会办的湘潭益智学校。这个学校虽然也教授英语和一些科学基础知识，但主要是学习基督教课程，要做祷告和礼拜。1917年底，两人双双离开这所教会学校。

1918年，袁达时进长沙船山学校，罗亦农因包办婚姻而滞留家中。1919年爆发五四运动，罗亦农跑到长沙找袁达时，也进入船山学校，他俩结交了志同道合的同学卜士奇和吴芳，4人在船山学校所表现出来的好学精神和远大志向，受到校长贺民范的注意。

1920年初的一天，贺民范把罗亦农、袁达时、卜士奇、吴芳叫到办公室，告诉他们，在陈独秀支持下，北京有个叫王光祈的发起成立工读互助团，团员边工作，边读书，工作所得收入作为团体财产，实行以平等互助为原则的群体共产生活。贺校长建议他们参加。

4人听了，立即打点行装奔赴京城。可当他们兴冲冲找到王光祈时，得到的却是工读互助团已解散的消息，就连发起者王光祈本人也已决定要出国留学了。不过王光祈告诉他们，陈独秀在今年1月去了上海，正在那里筹备成立上海工读互助团。

4个充满理想的年轻人振作起来，兴冲冲地奔往上海。在上海老渔阳里6号陈独秀寓所。陈独秀介绍说，上海工读互助团在今年2月开始筹备，具体筹办的人都来自湖南，有毛泽东、彭璜、肖子暲等。于是，他们按照陈独秀提供的地址，在哈同路民厚南里29号（今安义路63号）弄堂里，找到了毛泽东和彭璜。

彭璜于1920年3月到上海筹备上海工读互助团。两个月后，毛泽东也到上海，和彭璜一起试行工读互助生活。经过一段时间的实验后，他们认为工读互助不能解决中国社会的出路问题。当罗亦农等找到他俩的时候，他们已经准备停止这种实验，就要返回长沙了。他们给罗亦农等人建议说，不要再尝试做这件事了。

4个年轻人没接受毛泽东和彭璜的建议，在法租界贝勒路吴兴里16号租了间房子，开始工读互助实验，并将自己的团体叫沪滨工读互助团。1920年7月3日，他们在上海《时事新报》和《救国日报》刊登了《沪滨工读互助团发组言》和《简章》。一个月后，沪滨工读互助团不但坚持了下来，而且由4人扩充到10人。

袁达时兴奋之余，以袁笃实为笔名写了篇长文《沪滨工读团进行计划的个人主张》，连载在7月22日和23日的《时事新报》上。文章中，他为工读互助描绘了美好远景，认为“可以由工读团达到很大的新村，由新村达到大同的世界”。

1920年8月，陈独秀领导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共产主义青年团前身），简称为C.Y.（英语CommunistYouth的缩写）。社会主义青年团刚成立，袁达时、罗亦农等沪滨工读互助团中的8个青年即集体参加，是最早加入C.Y.的团员。

上海早期组织选派人去苏俄学习。为筹备路费，1921年春，罗亦农回湘潭。父亲希望儿子到莫斯科读书做官，给100银洋，岳父给50银洋，远房叔叔以四担谷子相送，变现后凑够400大洋。

在家人眼中，罗亦农发生了突变，穿西服，西服外披大衣，为的是取代长袍马褂，他让妻子改名为觉强（觉悟坚强），并对妻子提出三点要求：剪发、放脚、读书。岳母说：“放了脚，以后你就不喜欢了。”他回答：“只要做到这三条，我喜欢。”临行前，他留下张半身照和商务印书馆新出的魏帖，上面写着：铲除恶势力。

《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历史陈列》中展出一根用茶树枝制成的拐杖,长110厘米。那是罗亦农即将赴莫斯科学习前，想到母亲眼睛不好，行走不便，就在附近山岭上砍了一根茶树枝，亲自将它制成拐杖，送与母亲，让拐杖替他伴随着母亲。木拐杖上有着大大小小十余处疙瘩，上下都有磨损，有裂痕。

1921年5月，罗亦农赴苏俄留学。8月进入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中国班。中国班成立旅俄中国青年共产团，他为书记。还担任东方大学中国语言组书记，从事留苏中国学生的组织工作，兼任中国班的唯物论教学和翻译。年底，东方大学中国班改建中共组织，他是首批由团转党的人，后出任中共旅莫组书记，并介绍刘少奇等入党。他还介绍前来莫斯科出席国际运输工人大会的中国代表林伟民入党，林伟民成为中国海员中的第一位共产党员。

“他戴一顶厚帽子，身上衣服比别人多，高而瘦，皮色苍白，嘴极大，尤其当话时，唇红，牙齿很大，见人先来一阵哈哈大笑，然后沉起脸来同你说正经话。”这是罗亦农给同学郑超麟的印象。

《58人》：中国共产党的缘起-104连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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