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8人》：中国共产党的缘起-103连载

作  者：冯精志  吴晓平

第四章第12节498-505页2026年9月  8  日

12、廖伯英：“英雄夫妻”的另一半

中共第一名女党员是谁？通常认为是刘清扬。1920年11月，她同张申府去法国勤俭学，1921年2月经张申府介绍加入中共，并与张申府介绍周恩来入党。实际上刘清扬入党稍晚于缪伯英。廖伯英于1920年11月在北京加入党的早期组织，比刘清扬早3个月。

湖南长沙县开慧乡飘峰村缪家洞枫树湾有一处清代南方民居，座北朝南，平面呈长方形，十几间房，占地530平方米。土木结构，大三进，两天井，中以过亭连接。墙面石灰粉刷，屋面为小青瓦。这处房子即廖伯英故居。缪伯英生于1899年，乳名缪玉桃。打小弟弟和妹妹不叫她姐姐，而是叫她“桃哥”。她在家中排行老大，既当姐又当哥，砍柴、挑水的活儿包在身上。

 缪伯英1916年入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与后担任湖南省立女子师范校长的姜国仁同窗三载。在她的记忆里，缪伯英不爱打扮，不爱说话，但文章却写的漂亮，有些男孩子风度。

放在当下，廖伯英算“学霸”。1919年夏以长沙考分第一名成绩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那时五四运动刚结束，她没赶上北京爆发的五四运动。五四运动后正是中共草创时期，进步青年政治上的成长，快的让后世研究者眼花缭乱。湘妹子廖伯英是现成案例。

廖伯英来北京仅半年，1920年3月，经李大钊倡导，北大进步学生邓中夏、何孟雄、高君宇、罗章龙、李骏、朱务善等19人，发起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何孟雄正与廖伯英恋爱，不久，缪伯英经何孟雄介绍加入该会。

接着李大钊等组织成立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缪伯英参加10月在北大学生会办公室举行的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大会，是最早的团员之一。刚诞生的北京党的早期组织在11月经历了一次思想论战，坚持无政府主义观点的成员退出小组。为了充实力量，北京党的早期组织从青年团员中吸收了缪伯英、何孟雄、高君宇、邓中夏、李骏等5人入党。就这样，刚满21岁的缪伯英成为北京地区唯一的女共产党员，也是中国的第一个女共产党员。

中国共产党是奉行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北京党的早期组织诸人须尽快补课，补课，就是弄清楚马克思主义究竟是怎么回事。这帮青年学子得暂时放下手头的功课，潜心研读《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书籍，讨论俄国十月革命和共产主义理论。

缪伯英常为苏俄同志把秘密文件缝入棉衣。她还经常受李大钊的委托，把马克思的书送到女高师同学手中。在李大钊的引导下，缪伯英逐渐摆脱了无政府主义的影响。据当时和她在一起学习、活动者回忆，那时正和缪伯英恋爱的何孟雄的无政府主义思想，还是缪伯英受李大钊的委托，帮助他转变过来的。

经过主义信仰洗礼的年轻人，选择爱人自有信仰标准。1921年的夏天，何孟雄和缪伯英完婚，他俩是共产党北方支部的第一对志同道合的恋人，在党内同志的祝福中喜结连理，两人琴瑟和鸣，互敬互爱，一边读书求知，一边从事革命，被同志们誉为“英雄夫妻”。婚后，何孟雄、廖伯英搬到北京景山西街中老胡同5号。

中老胡同在景山东侧，东西走向，两端曲折。东起沙滩北街，西止西老胡同。全长298米，宽6米。辛亥革命后不久，瑾妃给娘家在中老胡同买下一处宅院。瑾妃是珍妃的姐姐，姐妹俩同时进宫。因相貌、性格远不及珍妃，受到光绪的冷落。何孟雄与廖伯英的住处，当与瑾妃的娘家相去不远。这些就不说了，当说的是，陈独秀来北京时，就住在他们的小家里，并在他们家中会见同志。

廖伯英在党内担任的第一个职务是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秘书，兼做妇女部的工作。1922年8月，她负责筹备北京女权运动同盟会。女权运动同盟会是乍回事？建党初期，党员人数很少，只有几十人，而且处于秘密状态，萌发出联合进步妇女团体结成统一战线的想法。1921年8 月，陈独秀打算改组上海女界联合会，李达审阅了改组宣言，在1921年 9月的《新青年》 第9 卷第5号刊登，为被“孔教压迫而失去了精神上呼吸的中华女子也得着一点新鲜空气”。

1922年，李大钊发表《现代的女权运动》，指出女权运动与劳动妇女的运动“并不含有敌对的意味，而且有互相辅助的必要”。同年7月召开的二大，提出从联合女权等进步团体发展为联合各阶级各阶层妇女，针对“全国所有的妇女，都还拘囚在封建礼教束缚中，得不着政治上、经济上、教育上的权利”，普遍的受到压迫和剥削的境遇，指出党的任务之一是“为所有被压迫的妇女的利益而奋斗”。

李大钊强调中国现为军阀专横的时代，如要取得民权和妇女解放的成功，“无论哪种团体，都必须联络一致，宗教的、母权的、女权的、无产阶级的妇女运动，可合而不可分，可聚而不可散，可通力合作而不可独立门户”，只有“联络一气，通力合作，方有效验”。

1922年8月，廖伯英被选为民权运动大同盟筹备员，负责筹备北京女权运动同盟会。向警予、夏之栩等也参加上海、湖北等地的女权运动。 1922年至1923年，全国女工罢工的工厂共有60余处

二七大罢工失败后，党组织认识到，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面对强大的帝国主义和军阀，无产阶级民主革命不能孤军作战，必须要有同盟军；妇女运动也一样，要摆脱妇女受压迫的境地，仅靠劳动妇女参加斗争是不够的，要联合进步力量，结成女界同盟。

当时，党在政治上的影响还很有限。直至1924 年，全国女党员不过20人，外围女同志也不过40人，“仅此60人”，并且分散在全国各地。她们虽然为妇女解放努力工作，但由于种种原因，“少数的女同志，仅于各地尽个人力之所能，作文字宣传或负平民教育之责任”。人才的缺乏使我党领导的妇女解放不能顺利的组织和进行。 因此， 党希望联系知识妇女， 做“妇女运动的起重机”，通过她们去广泛的宣传、 组织各阶层妇女，唤起广人妇女群众的觉悟。

北洋军阀统治地区，党领导的各种运动被看作“非法”，如联合其他妇女团体，可利用这些团体合法地位开展妇女运动。当时较进步的妇女团体，一是起源于辛亥革命的女权、参政等贵族妇女运动，另一支是基督教妇女组织。虽宗旨各异，但在女界有影响。20年代初期，国民党内何香凝、宋庆龄等领导的妇女团体投身孙中山的国民革命，组织“女界军人慰劳会”、 北伐( 由桂向湘)“红十字会”及“桂林市妇女会”等， 动员妇女参加筹款募捐及救护工作。

1923年6月三大召开，正式提出建立女界统一战线主张，女界统一战线成为党的统一战线中的一部分。8月 25日， 社会主义青年团召开大会，要求女团员参加到一般妇女运动中并“吸收其中有革命精神及活动能力的分子做我们的同志”。

11月 24 日，中共三届一次执委在上海召开，指出目前全部工作是进行国民运动，国民运动中( 包括妇女运动)，须“努力站在国民党中心地位”。会后发出第13号通告，要求各地执行这一决议，一批女党员和女团员加入国民党，并在各地党部妇女部开展工作。党派出蔡畅、邓颖超、高恬波、向警予、杨之华、谬伯英、刘清扬等参加国民党中央妇女部与各省妇女部的工作。

缪伯英将从北京女高师毕业时，党内出了叛徒，在狱中供出缪伯英等一批共产党员名单。缪伯英转移到湖南老家长沙，被徐特立校长聘为省立第一女师附小主事。党内担任中共湘区委员会妇委书记。与团省委的同志联合组织妇女运动委员会，担任主任兼宣传工作。

1925年5月7日，山东省督办“狗肉将军”张宗昌下令镇压罢工工人，将青岛罢工的三个日本办纱厂及工人宿舍围住，向工人开枪射击，工人死难8人，重伤17人，75人被捕。青岛惨案第二天，上海发生五卅惨案。英国巡捕开枪射击打死13人，重伤数十人，逮捕150余人。这前后脚发生的两起惨案，并称青沪惨案。

青沪惨案发生，缪伯英被推选为雪耻会执行委员，领导长沙民众开展罢工罢市罢课及查禁销毁洋货斗争。为声援青岛、上海罢工工人，长沙女学生成立女子宣传队、女子募捐队、女子纠察队。她们光脚板或穿露脚趾的草鞋，奔走于大街小巷、车站码头，振臂高呼口号。“女子赤足游行”成为轰动长沙的新闻。

1925年6月缪伯英生下第一个孩子。她为革命奔走，常不能回家，孩子由她母亲照料。当时她弟弟缪立三正在读初中，缪伯英对他说：“帝国主义这东西不打是不会倒的，你看英国和日本都是不大的岛国，为什么能欺负我们这个大国呢？因为它们军事力量强。你初中毕业后，最好去学军事，为打倒帝国主义做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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