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8人》：中国共产党的缘起-101连载

作  者：冯精志  吴晓平

第四章第11节续490-495页2026年8月    24  日

在昆明路325号被捕的黄昆即是汤士伦，中共江安区委书记；华德路152号被捕的王阿金即是汤士佺，曾任中共如皋县委委员。在华德路明园坊11号被捕的费德甫即是费达天，上海工会联合会沪东办事处主任；王小妹即是王凤珠。在华德路75号被捕的两人，贺林隶即是贺治平，中共沪东区华德小学支部委员；王和鼎即刘争，上海反帝同盟东区支部秘书。在武昌路650被捕的陈铁如即是梅大东，党领导的外围组织互济会干部。

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等被捕后，王明立刻停止了他们的组织关系，又指示中共龙华看守所支部拒绝接受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等人党的关系，致使20多名党员在狱中不能接受党的领导。

何孟雄深知，由于叛徒出卖，他的身分可能会暴露，敌人迟早会对他下毒手。1931年1月23日解往龙华看守所的囚车上，他传话给孙哈芳和黄淑芝：“你们不要紧。我被解决后，请你们将两个孩子送给我的老兄抚养。”据同案战友黄理文回忆，“何孟雄在牺牲之前认为一个革命者为革命牺牲他宝贵的生命是分内之事。”

何孟雄被捕的消息传来，王明冷淡地说：“这是他们反党反中央、搞分裂活动的必然结果。”随即开除何孟雄的党籍。王明还让人通知龙华狱中支部，新来了一批“右派”，不得与他们接上组织关系。

这件事很蹊跷，为什么被捕的时间那么集中？为什么被捕人数那么多？为什么被捕者除个别人之外，在政治观点上都是反王明的？有没有叛徒？谁是叛徒？上世纪5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联大使、曾任中工江苏省委秘书长的刘晓承认：“关于何孟雄等同志被捕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我一直没有弄清楚。”

想弄清楚的确不容易。疑点集中在一人身上，此人名唐虞，又名王拙夫。唐虞知道何孟雄的住处，他的出卖导致何孟雄一双儿女，继室等被捕；恽雨棠时任中共南京市委书记，因汇报工作由宁返沪，写信约孙冶方会面，把信交给通讯员唐虞转交，唐虞由此掌握恽雨棠在新闸路康福里623号的住所地址。

至于王拙夫的身份，王明说此人是何孟雄的“干儿子”，罗章龙说是潘问友（潘文郁）的连襟，是王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心腹，归国后在中央机关负责兑换金饰，因有贪污行为改任特科工作。也有人说他是《红旗日报》通讯员，受王明指使，在党内刺探反王明情报。但把30多人被捕，那么多机关在短时间的破坏归结为唐虞一人出卖，从党内秘密工作的原则、分工、纪律等要求分析，说服力并不充分。

据有关史料，王明已从特科得知国民党特务混入林育南、何孟雄等反四中全会及王明的人内部，却以“已来不及”为借口，阻止特科报信。王明得知林育南、何孟雄等被捕消息时，正主持江苏省委会议，不但未采取措施，反而很冷淡，当着与会人员的面说，这是早预料到的，是林育南、何孟雄等人反对中央、搞分裂活动的必然结果，咎由自取。何孟雄等人是在反对中央活动中被捕的，与在工作中被捕的性质有所不同，接着将组织关系在江苏省委的何孟雄开除出党组织。

何孟雄、林育南等牺牲后，王明写了首《悼二七龙华死难烈士》：“廿六英雄同遇难，而今二七更怆然。育南师辈孟雄友，泪洒春风泣杜鹃。”龙华24烈士都反对王明和六届四中全会，王明曾在大会小会攻击他们有“个人野心”，怎么又写诗悼念这些人呢？

据历史档案，特别是被捕人员在法院审理记录中，当局透露是有人打电话给上海公安局，报告被捕者开会时间和地点。由于被捕者与反王明、反四种全会有关，有研究者认为，问题可能出在总揽全局的高层，从王明当时对何孟雄等一系列的言行、做法以及他与唐虞、汪盛荻的关系，理所当然要怀疑王明。

怀疑王明出卖或指使出卖，最早以王克全为代表。王克全早先是上海工人，五卅运动中入党，为人仗义，受党派遣打入帮会组织,，与帮头拜把子，利用帮会势力掩护同志、传递情报。后任上海工联党团书记（党团相当党组），1928年底到1931年初任江南省委常委，1931年任中央委员，后增补为六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31年2月因参加“分裂活动”被开除党籍，随后叛变投敌加入了复兴社特务处，成为军统内勤的台柱，后因愧疚而自杀。

林育南、何孟雄等被捕后，王克全在党内传播是王明及同伙干的。但政治局认为是对王明的诬蔑。尽管后来曾审理此事，但王克全两次拒绝到会，且不久被开除党藉，此事不了了之。40年代延安整风时，曾有人重提此事。毛泽东经过慎重考虑后，暂没深究。

继而有中央委员张金保（女）、罗章龙、张文秋等认为是王明干的。连张国焘也说，“同志们指责和怀疑米夫和陈绍禹（即王明）等暗害了何孟雄等十七名老干部的话，似也不是任意捏造。”

张文秋，湖北京山人，中共早期党员，她的大女儿刘思齐嫁给毛泽东的长子毛岸英，二女儿邵华嫁给毛泽东的次子毛岸青。身为毛泽东的亲家，她多次说是王明告密，“龙华24烈士”牺牲时，她把此事告知给幸免于难的张金保。她一直认为是王明“借刀杀人”。

《费正清对华回忆录》中说：“1931年5位殉难的青年作家，连同英勇就义的19位共产党领导人，他们实际是一个较大集团的一部分。刚从莫斯科来继任的共产党领导集团，显然将机密泄露给了国民党，出卖跟他们抗衡的同志，这样既可以把他们除掉，又可以藉殉难者进行煽动，真是一箭双雕。”

《炎黄春秋》杂志发表麦阳的《谁是告密者——龙华24烈士被捕之谜》一文，说王明告密的说法最早是由当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也反对王明和六届四中全会的王克全传出的，王明是通过他在淞沪警备司令部做事的一个安徽籍同乡告的密。

张金保生于安徽芜湖，1926年入党，曾任泰安纱厂工人纠察队女队队长。麦阳还说，据张金保回忆，解放大连接收伪公安局时，在档案中发现一本日本出版的书，里面说到林育南、何孟雄等人被捕是王明告的密。麦阳分析说：这次集体被捕事件不可能与反对六届四中全会及王明无关。被捕人员几乎全是反对六届四中全会及王明的，而烈士们被捕时所在的中山旅社、东方旅社的房间，则是他们聚会商议事情的地方。1月17日上午，江苏省委也在此开秘密会议，这些人是拥护六届四中全会的，一个也没逮捕。

康生（赵容）告密，是近年海外研究者提出的，国内有学者赞同。主要依据是：康生当时的政治倾向，当时的身份与条件；他对历史知情人的态度与处置；部分档案资料的发见与康生问题的处理等。

此说以美国学者约翰-拜伦和罗伯特-帕克合著的《康生传》为代表，他们通过查找档案，发现两个知情人的供词均与康生相关联。

其一是吳滨沭的供词记录。吳滨沭即吴瑜，上海总工会系统老干部，后参与革命互济会，被捕后关押在龙华看守所，与何孟雄，李求实，龙大道等关在天字牢（即一弄）。全国解放后，因曾当过国民党特务而逮捕。交待中提供了一个情况，说何孟雄，李求实一批人被捕前，国民党当局巳掌握了他们每个人的背景资料，包括入党时间，任职情况，甚至连当事人自己也记不清楚的细节。审讯中只是核对一下而已。据此认为，这种干部档案，除了党内上层组织部门能掌握如此全面情况外，在基层或某个人简直是不可能的。而康生当时是中映组织部的领导成员，王明掌权时的组织部长，又参与特科领导，因此“向国民党暗探提供情况的不是别人，而是康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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