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8人》：中国共产党的缘起-100连载

作  者：冯精志  吴晓平

第四章第11节续485-490页2026年8月 6   日

10月12日，党中央发出《中央通告第91号》，称“何孟雄同志利用中央政治局的个别错误，加以造谣诬蔑，公开的向中央进攻。”三中全会后，撤销何孟雄的中共江苏省委候补委员。面对猛烈批判，他向中央提交第二次、第三次政治意见书，称“我现在的唯一目的，只要实质上一切策略改变过来，我个人怎样打击毫无问题”。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说出了公道话：“三中全会在组织上也有些错误，例如批评了何孟雄。三中全会补了一些中央委员，就是没有何孟雄。其实那个时候，他的意见还是对的居多。”

11月6日传来共产国际的“十月来信”，瞿秋白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承认李立三犯了路线错误。12月16日，政治局通过《关于何孟雄同志问题的决议》，指出：何孟雄同志的意见一般的是正确的，合乎国际路线所要求的观点，江苏省委当时给何孟雄同志以取消派暗探的罪名和撤销他的省委工作是“很大的错误”，“中央政治局特决议取消这些决定，并公布何孟雄同志意见书与这一决议。”

不久，李立三灰头土脸地去了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检讨自己的问题。他的“左”倾冒险路线使中共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十几个省委机关被国民党反动派破坏，武汉、南京等市的党组织几乎全部瓦解，红军经过苦战开辟的根据地，有的丢失、有的缩小。为此，李立三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会议上检讨时提到何孟雄，以抱着歉意的语气说：“中国党内，只有他一个人公开起来反对我。”

李立三受到共产国际严厉谴责后，王明粉墨登场了。毕业于莫斯科中山大学的王明，对苏共党内的种种专制手法颇有心得，玩弄起来更是如火纯青。王明与专程来华的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米夫一边造成彻底改组中共中央之势，一边打击潜在的竞争者，不让党内呼声甚高的何孟雄复出工作。王明还在党内会议上一再压制何孟雄申诉。

这也就是说，即使李立三靠边站了，何孟雄也没能翻过身来，反而跌入了另一个泥坑。1931年1月7日，米夫以突然袭击方式召开六届四中全会， 有些中央委员没有被通知到会，而一些不是中委的莫斯科留学生却被“扩大”成正式代表，并享有表决权。

全会只开了一天，有的代表没有发言机会，米夫强行结束讨论，亮出一份自己拟定的中央委员、候补中委和政治局委员名单，交付表决。结果，王明等留苏派全面得势，而何孟雄等有丰富国内斗争经验的干不仅被排斥在领导核心之外，而且在会后被王明扣上“右派领袖”的罪名，中央通过了中宣部写的《反对右倾机会主义报告大纲》，在全党错误地发动了针对罗章龙、何孟雄的“反右倾”斗争。

周恩来与瞿秋白一道被共产国际指责为对李立三的错误有“调和”倾向，有意辞职又被拒绝。四中全会后，忍辱负重，做了大量“补台”工作，苦口婆心、唇焦舌敝地劝说那些不赞成全会的同志：“照顾大局，相忍为党”，若有不同意见，要揣在肚子里来执行决议。由于他的威望和高尚人格，许多党员才认可四中全会后的中央。几个月后，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叛变，周恩来连夜部署包括王明在内的党中央和共产国际远东局负责人安全转移。周恩来的努力客观上帮助王明在党内站稳了脚跟，似有助纣为虐之嫌，但如果没有他，党有可能就此分崩离析，一部中国现代史就要改写了。

王明捧着共产国际的尚方宝剑，占据党中央正统地位。米夫威胁何孟雄等人：谁反对王明，不服从四中全会，谁就是反国际、反党，就要开除党籍！何孟雄已把个人安危荣辱置之度外。四中全会的第二天，何孟雄与罗章龙等全会代表继续开会，斥责“包办四中全会的行为，是污辱了党的光荣历史”，要求召开自下而上的紧急会议、改组中央，并请共产国际撤换米夫。在何孟雄所在的江苏省委、罗章龙挂帅的全国总工会系统内，掀起一股挑战王明的风潮。

王明勒令江苏省委与何孟雄断绝联系，停发何孟雄等人的生活费和工作经费。处于秘密状态的白区党员大都没有公开职业、不置家产，断了经费就活不下去，许多人不得不对王明低眉顺眼。而那些坚决不从的，只好白天到难民救济处领一口稀粥，晚上睡在水泥地上。

这时，党中央特科的内线报告说，何孟雄等人的活动据点东方旅社已有国民党特务住下。王明却让江苏省委不要插手，称党中央自有安排，结果却是向何孟雄等人封锁消息。

1月17日，国民党上海公安局按着叛徒提供的情报，会同租界巡捕房，突然闯入汉口路666号东方旅社31号室，逮捕了正在开会的7名中共党员。同一天，租界警察在其中一名被捕者的居所，发现了不少文件，经过蹲守，继续逮捕了来此处的4人。在天津路中山旅社6号室，警方逮捕了“陈方”等7人。警方继续在昆明路325号逮捕一名“共党嫌疑”，在华德路152号逮捕两名，在华德路明园坊逮捕两名。警方根据逮捕活动中掌握的情报，突袭杨树浦路2618号和华德路75号的华德小学，搜出许多文件，逮捕该校的一名男子和两名女子，又继续逮捕一人。18日夜间，对汉壁礼路1225号住宅搜查时，发现共产党的文件书籍，遂将一人逮捕。

公共租界当局的逮捕活动波及到日租界，日租界依据情报，经日本驻上海总领事同意，搜查了武昌路650号的东京日华洋行上海支店，发现两名长沙籍女子。尽管她们说与该洋行无关，只是租借此处居住，而警察从这里搜出大量共产党文件，并通过对邻居的询问，得知这里经常凌晨两三点开会，因此逮捕两女子。

从17日到21日，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察共逮捕35名“共党嫌疑”，将其中的32名引渡国民党当局，因证据不足释放3人（其中两名是女子）。被捕的这些共产党人到底是谁？他们在被捕时都使用了化名。随着后人的考证，被引渡的32人名单清晰了。

在天津路中山旅社被捕的“陈方”即是何孟雄；杨立安即是欧阳立安，上海总工会青工部长；赵子芝即是段楠，上海总工会秘书处秘书；李文斌即是蔡博真，中共江苏省委沪中区委书记；吴惠英即是伍仲文，蔡博真的妻子，共青团闸北区委书记；王明石即龙大道，上海总工会秘书长兼上海市各界人民自由运动大同盟主席。

在汉口路666号东方旅社等处被捕的11人，李少堂即是中共五届中央候补委员林育南；胡迪生即是中共南京市委书记恽雨棠；李伟森即是团中央宣传部长李求实；蒋文翰即是胡也频，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执行委员；王子绾即是王青士，曾任山东省委组织部长等职；赵少雄即是柔石，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执行委员；李文即是恽雨棠之妻，曾经在《红旗》报机关工作；刘后春即是彭砚耕，中共中央组织部干事；冯梅岭即是冯铿，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员；徐英即是殷夫，曾经担任团中央刊物《列宁青年》。孙玉法情况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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