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8人》：中国共产党的缘起-97连载

作  者：冯精志  吴晓平

第四章第10节468-475页2026年7月 27   日

10、李启汉：打进青帮的唯一早期党员

1945年3月1日，毛泽东写给邓中夏的妻子李瑛的信中有这样几个字：“继启汉中夏之遗志”。这句话说的是两个人，分别是李启汉和邓中夏，两人都是中共早期党员，邓中夏的妻子李瑛（李惠馨）是李启汉的妹妹，或者说，李启汉是邓中夏的大舅哥。

李启汉，1898年生于湖南江华县码市镇李家村的贫农家庭。8岁进入本地初级小学读书，后来在亲戚们的接济之下，升入县立的高级小学，1915年起，先后在衡阳、长沙读中学。

1919年爆发五四运动，李启汉参加长沙爱国学生运动。五四运动中提出的“德先生”和“赛先生”，对湖南伢子来说，有些陌生。对湖南人来说，当紧的是赶走盘踞湖南的狗官。同年12月，长沙爆发驱逐军阀张敬尧运动，李启汉作为湖南学生请愿代表团的代表，在毛泽东等率领下赴北京请愿。

按说，李启汉与邓中夏交集的可能性不大。但毛泽东把李启汉安排在邓中夏那里住。一来二去，两人成了好友。邓中夏介绍李启汉以旁听生身份在北大听课。李启汉满嘴湖南腔，但语言天分高，不到半年，也能跟北京人聊天了，甚至带点京腔京韵。

1920年2月19日，农历新年除夕，上海弄堂的空气中弥漫着食物与烟火的混合气味。那天下午，陈独秀走进一座坐北朝南双开间的两层石库门楼房，这里的邮政地址是法租界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

在党组织筹建期间，陈独秀提出一个建议：可以参照苏俄少年共产党的模式，“组织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团，作为中共的后备军，或可说是共产主义预备学校”。8月22日，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团员有俞秀松、施存统、沈玄庐、陈望道、李汉俊、叶天底、袁振英、金家凤等8人。受陈独秀委托，俞秀松任书记，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机关设在新渔阳里6号（今淮海中路567弄6号）。

　　青年团成立初始，就和共产党休戚与共。共产党是秘密组织，活动不自由，而青年团是半公开组织。新渔阳里6号是青年团的所在地，老渔阳里2号是党部所在地。大家称党为本校，称团为预校，党的许多活动可以以团的名义开展，许多党员保留团籍，同时参加党、团组织的活动；许多会议由党、团联合举行；在团党的关系上，团接受党的领导，奠定了青年团紧跟共产党，成为党的助手的基础。

20年代初的上海是中国第一大城市，有229万人口。当时全国工人队伍发展到194.6万人，上海就有51.4万人，占全国工人总数的四分之一还多。在国人朦朦胧胧的睁眼之际，在中国工业和工人运动的中心上海，已呈现中国工运开端。

上海南昌路过去称霞飞路，100弄6号是两层石库门楼房。如今挂“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旧址”牌。李启汉1920年到上海后住二楼亭子间。他走南闯北，练就南腔北调。包惠僧说“我们可以说是一见如故，我的年龄比大他四五岁，他常用上海人语调叫我阿哥。”

1920年秋，李启汉在纺织工人集中的沪西小沙渡、槟榔路北锦绣里办工人半日学校。不久帮助工人建立沪西纺织工会、上海印刷工人会、上海烟草工人会。陈独秀著文说：“鄙人对于新组织的上海各业工会代表团，抱有无穷的希望；现在他们能够集合机器、纺织、印刷、烟草等真正工人的工会筹备组织，更加令人不能不欢迎佩服了。”

在上海开展工人运动，涉及到青红帮。中国帮会兴起与南来北往的漕运切切相关。随着海运勃兴，漕运废除，失业船民及岸上游民保持着帮会组织。费正清在《剑桥中国晚清史》中说：“抱有和社会宗旨的会党超过只是有宗教性质的教门，似乎是与失业游民和社会的被遗弃者的人数增加直接有关，因为会党对他们提供了保护和支持。”清朝覆灭并没有使传统社会湮灭，职业无保障，被资本家随意剥削情况，在各行业普遍存在，有的连人身安全也无保障，他们不得不寻求团结互助的力量来保护自己，入帮是其中的一种形式。

不可否认，在中国早期工人运动史上，受到行会、帮口这种组织形式的影响。直到五四运动时，上海工人仍分安徽帮、宁波帮、湖北帮等。行会、帮口不是阶级组织，而是封建性组织，如果打算深入到底层的普通工人中，在很多情况下要通过青红帮这道门。

包惠僧说，劳动组合书记部曾经想派人分途打入青红帮，“但我们的同志都是学生出身，如果要上台讲话作报告，写文章搞宣传，倒有得是人。如果要到青帮去拜老头子，到红帮里去做小兄弟，那真是没有那个耐心，而且也不容易找到这个门路”。

1920年，上海各厂都有地方性帮会。工人怕被敲诈，总想找保护伞，不归杨即归墨，势力大的就数青帮，每个角落都有他们的组织。李启汉在车袋角工人补习学校认识了一位青帮女工，由她引荐加入青帮，活动范围从小沙渡纺织厂，发展到杨树浦的各纱厂，甚至发展到浦东的灯罩厂，他到处得到同帮人照顾。

上海工部局1921年1月26日的《警务处日报》称，“一李姓之布尔什维克宣传家已争取到二万以上的工人支持，并企图坚持努力，直增至十万人。”工部局的《警务处日报》这样描述李启汉的身份，“煽动分子”、“工运领袖”、“著名之中国布尔什维克”、“陈独秀的跟随者”。他被捕接受审讯时，外国陪审官曾说，“被告生平唯一的职务似乎就是到处制造纠纷。”

1921年7月，上海英美烟厂罢工，起因是洋监工亨白尔见有工人吸烟，拿木棒敲吸烟者头。事不大，但工人遭到严酷剥削，要找个排泄孔，消息传开后，烟厂八千余工人罢工停产。但罢工后，工人进退两难，有人提议，到神庙求签问卦，若得“上上签”则继续，不得，便另觅出路。李启汉告诉工人：“我们罢工一天，每人只损失两三角工钱，烟厂资本家却损失几万，他拼不过我们。”罢工持续20多天，烟厂损失太大，厂商最后只得妥协，基本答应了工人的要求。

英美烟厂罢工斗争于8月10日胜利。次日在上海成立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张国焘为总主任，干事为李启汉、李震瀛。办事机构设在北成都路19号（成都北路899号）。这是幢两层石库门房子，另在北成都路的一个里弄租两间房子，作为李启汉、李震瀛住房。李震瀛是天津人。1921年在北京入党，后前往上海，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干事，为《劳动周刊》的编辑之一。

据包惠僧回忆，成立该机构并没有经过中央的批准，是张国焘根据马林的意见成立的。马林认为该机构不是各地工会产生的，因此不能称为总工会，建议叫“中国劳动组织书记部”。袭从日文，“劳动组合”意思是工会，“书记部”意思是秘书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就是中国工会的秘书处。他认为这是一般共产主义者从事工会组织工作的名称，作为公开领导工人运动的总机构。为时不久，在长沙、武汉、北京、济南、广州等地设立了5个分部。

8月中旬，李启汉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担任秘书，兼《劳动周刊》编辑。他在《劳动周刊》发表了《工人们，我们为什么要分帮》、《请看谁打仗》等文章，呼吁工人团结奋斗，一致对敌。

1922年5月初，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5月1日那天，劳动大会代表同广州5万工人一起游行，领队的大旗上面绣着的大字是“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通过了“在中国全国总工会未成立以前，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为全国总通讯机关”案，事实上公认它为全国唯一的工运领袖机关。

5月21日，上海30多个工团代表联合发起组织上海劳动总工会。1922年是共产党成立后形成第一次工运高潮年，到1923年的二七惨案为止，全国发生罢工百余次，上海发生54次，人数8万以上。1923年二七惨案发生后,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工作转入地下,由产业工会代替领导工人运动的职能。

中共发动工运逐渐注意到海员。元朝立都北京，通过大运河往北京运粮，内河运粮昂贵,朝廷建造60艘海船,招募船工海运。中国海员规模化从那时开始。19世纪晚期，中国海运握在洋人手中，但在招商局诞生后，本土海运业有较大的发展，海员人数众多。

中国海员工资微薄。普通工资在每月20元以下，不够维持生活；海员被包工制严酷剥削（粤语叫包工“洗马沙”）。中国海员与白种海员不能同工同酬，比例甚至于达到五比一。重要的是，沿海一带失业农民及手工业工人群是人数庞大的后备军，船东不怕海员闹事，罢工马上就会就人顶替，包工者得以肆无忌惮的剥削在业海员。

1921年底，香港英资渣甸和太古船务的公司海员向资方要求加薪被拒。至1922年1月22日，香港海员工会领导的大罢工开始，工会向罢工海员派发每人每日4毫5仙到1元的生活费，短短一周内参加罢工的海员达六千多人。至1月底，其他公司的海员以至码头起货工人和煤炭工人相继向应，人数达三万多。当时香港海运瘫痪，150多艘船滞留维多利亚港内，但资方仍然坚拒加薪。

海员罢工致使食品、生活物品断绝，香港顿成“死港”。资方要求上海代理人桂阿茂火速招工送往香港。李启汉等人闻讯，赶紧在上海成立香港海员罢工后援会，阻止工头桂阿茂等人为香港英国轮船公司招募新工人。1922年1月30日，李启汉急匆匆赶往吴淞路桂阿茂住处，当面警告说：“你如敢破坏香港海员罢工，工人群众决不会宽恕你！”随后李启汉等以“有恐吓行为”而被捕。

桂阿茂在几日内招募了1040名新工人，急匆匆的准备即日赴港。而李启汉在交付50元罚金后，保释出狱，急忙赶往码头，劝阻工人，“工人不能坏了工人的事。”“罢工胜利了，工资增加了，大家都会得到好处”。最后，一半海员留下，另一半登船赴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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