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8人》:中国共产党的缘起-90连载 作 者:冯精志 吴晓平 第四章第 6节435-440页2026年6月 10 日 6、李梅羹:对症的良药,却用错了 长郡中学是长沙老牌中学,长沙知府颜钟骥建于1904年(光绪三十年),始称长沙府中学堂。2015年全国中学百强排名,第一名是人大附中,第二名是河北衡水中学,第三名即长沙长郡中学。 百余年来,长沙市长郡中学以“朴实沉毅”为校训,造就徐特立、李维汉、陈子展、周世钊等一代名师,孕育了李立三、罗章龙、任弼时、李富春、肖劲光、陈赓、曾三等,名人不胜数。而著名毕业生名单中没有李梅羹的名字。究其原因,是他没当过官,而且三十几岁就去世了。但不可抹煞的是,李梅羹参与了中共的创建。 湖南浏阳河上游,湘赣交界处有个官渡镇,距浏阳市区几十公里,素有“浏东重镇”之称。李梅羹是官渡镇松江村人,生于1901年。自幼父母双亡,祖父在本乡私塾教书,他先随祖父在私塾读书,后入本乡小学读书。他耐得住寂寞,放学回家后,关在屋子里读书。看书看累了,宁愿在房间里打袜子底,也不出去玩儿。 1915年,李梅羹小学毕业,考入长沙长郡中学读书。当时正是新文化运动兴起之时,西方的民主与科学,以及社会主义等思潮涌入中国。当然,新思潮先在北京、上海落脚,而后向外地浸润。 在长郡中学里,李梅羹结识了罗章龙。罗章龙1915年入长郡中学。党史研究中总说罗章龙在长郡中学时与毛泽东结友,为“管鲍之交,后无来者”。其实,罗章龙与李梅羹同年进入长郡中学。众所周知,在中学生里,年纪差一两岁就有谈不来的感觉,李梅羹却与比自己年长5岁的罗章龙成为挚友,这种友谊保持了一生。 1918年秋,李梅羹考入北京医专,罗章龙在同一时间考入北京大学文学院哲学门。罗章龙和当时在北大图书馆工作的毛泽东常碰头,邀集湖南同乡来北大集会,讨论大家关心的问题。李梅羹也应邀而至。那时北大校长蔡元培实行兼容并包和学术思想自由 的办学方针,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新青年》主编陈独秀、倡导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胡适等,都在北大任职。李梅羹到北京后,在活跃的思想环境中,如饥似渴的学习,尽管北京医专的学习任务繁重,他仍然经常去北大图书馆翻阅书籍,与同乡同学相聚, 由于通讯不畅,李梅羹到北京后在做什么,李家并不清楚。李奇辉的父亲李丙秋(李梅羹的堂弟)有相关记忆,“我父亲曾和我说起过,李梅羹到北京后,两次写信给伯父(李梅羹的父亲),要伯父少留田地,多送子孙读书。”那时李家在当地算豪门,“在永和、达浒都有地,光水田就有500多亩。”李梅羹的父亲收到儿子的信后,卖了很多地,将钱拿出来送堂侄堂孙们求学。 罗章龙那时与陈德荣来往较多。陈德荣是海南岛文昌人,1918年在北大哲学门旁听(罗章龙在《春园载记》中称陈德荣为湖南浏阳人,显然搞错了)。李梅羹也经常参加了两位老大哥的谈话。 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战胜国在巴黎举行和会,由于北洋政府派华工参加了欧战,亦自诩属于“战胜国”。 那时,中国青年知识分子中的热门话题是巴黎和会,大家以为巴黎和会会取得对中国比较有利的结果。在1919年4月22日、29日和30日的三次4国首脑会议上,美英法三强终于做出决定,同意将德国在山东的所有权益转让给日本。消息传开,引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愤慨。 5月3日,李梅羹参加学生小组,分头查探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等人住址,到南城廊房头条几家照相馆里辨认几位大员照片,探查行动路线。晚上,李梅羹写标语制彩旗。次日,他和医专的同学们到天安门示威游行,散发传单。“火烧赵家楼,痛打章宗祥”是五四运动的高潮戏,在高潮部分,李梅羹做了些什么,不得而知。 李家人称,李梅羹很早就认识毛泽东,并颇有交情。据李丙秋介绍,李家曾保留毛泽东写给李梅羹的两封亲笔信。李梅羹去世后,他的朋友也曾寄给李家一个箱子,里面全部是李梅羹遗物,但由于历史原因,李家没能将这些东西保留下来。 关于李梅羹与毛泽东的关系,一则史实是,五四运动后,1919年12月,毛泽东率领湖南省的一个代表团到北京,展开驱逐张敬尧的斗争,得到李梅羹、罗章龙等湘籍学生的支持。他们代表湖南旅京同学前往国务院,谒见国务总理,并与各界代表200余人,在北京大学三院组织召开慰问湖南驱张代表团大会。经过数月的斗争,迫使北洋政府答应撤免张敬尧督军兼省长的职务。 五四运动后,李梅羹离开北京医专,转入北大德文系二年级学习。不久即加入邓中夏、张国焘、罗章龙等思想激进的同学组成的曦园活动。所谓“曦园”,是一个提倡劳动与自由研究的大专学生的团体,“曦园订有公约,规定成员必须亲自参加园内劳动,如值班、烧饭、做菜、洗衣、挑水、扫地等,事必躬亲,一律不得雇用仆役”。“严格实行‘三不’,即不做官,不纳妾,不狎妓”。 其实,曦园活动对来自异乡的穷学生并没有什么针对性,反而显得无的放矢。穷学生们没有几个钱,连学费都吃紧,哪有什么纳妾或狎妓的钱财。曦园活动在1920年夏秋就结束了。 1920年春,李梅羹与罗章龙、邓中夏等共同成立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李梅羹是学德文的,参加翻译和油印过《共产党宣言》。 关于第一个翻译《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的作者,党史界公认是浙江义乌人陈望道。那么,李梅羹在中国较早翻译德文版《共产党宣言》之说又从何而来?湖南省党史研究室研究员夏远生表示,毋庸置疑,陈望道是第一个翻译《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的中国人。不过,有建党早期人物回忆,李梅羹在1920年春根据德文版翻译了《共产党宣言》的中文版,并且推出了油印本,而陈望道根据英、日文版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中译铅印本,是在1920年8月推出的。所以李梅羹应该是较早翻译《共产党宣言》的人。 不仅如此,马克思与恩格斯都是德国人,他们笔下的《共产党宣言》也是德文的,所以学德文的李梅羹把德文的《共产党宣言》翻译成中文,应该更接近原滋原味。 中共北京党早期组织在1920年10月酝酿,年底决定成立共产党北京支部,李大钊任书记,张国焘负责组织,罗章龙负责宣传。随后陆续发展了一些成员。李梅羹在1921年一大召开前加入北京党早期组织,是中共第一批党员之一。据《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第一编,1921年7月,北京党组织成员有李大钊、张国焘、邓中夏、罗章龙、刘仁静、高君宇、缪伯英、何孟雄、范鸿劼、张太雷、宋介、李梅羹、陈德荣等。他们大多是北京大学的进步师生。 1921年8月至1922年7月,李梅羹参加中共北京地委的领导工作,任财务委员。1923年6月中共北京区委成立,任区委秘书兼区委党报《工人周刊》西文秘书、编委,兼任劳动通讯社编辑。他是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筹办人之一。同时参加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的工作,曾参与组织长辛店、唐山等地的工人运动工作。 1925年,受北方区委派遣,李梅羹赴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次年回国,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翻译室主任。1928年6月参加中共六大筹备工作,任德文翻译组组长。1929年,在上海担任中共中央工委宣传部翻译主任。看样子,组织上主要是发挥他的语言特长。 李梅羹跟罗章龙关系甚好,罗章龙来回奔走,作业常让李梅羹代为完成。后来罗章龙和王明的矛盾加深,作为“非委”的核心领导人,罗章龙被四中全会中央撤去“全总”领导职务,开除出中央委员会,甚至开除党籍。他无法继续立足上海,出山海关到了东北。罗章龙的革命生涯起步于北方,选择仍有根基的天地作为匿避之所,既避开新一茬中央的锋芒,又回到北方的组织网中,图谋再有作为。 1931年,李梅羹因同情罗章龙而受到王明“左”倾路线排斥,被劝“回乡养病”。两年后,罗章龙潜回上海。刚踏上苏州河畔,就再遭不测,被捕入狱,解至南京。幸有当年北大校友亦是“非委”骨干的李梅羹多方奔走,出面营救,羁狱经年方得脱身。 李梅羹回乡后家贫无钱就医,北大校友、时任广西省立师范专科学校校长杨东莼接他到桂林治病,李梅羹堂侄李奇辉说,李梅羹的爷爷是郎中,开了个药方送到广西给李梅羹治病。但李梅羹吃药后病情反而加重了。1934年8月12日病逝于桂林,年仅33岁。有人看了药方后,认为其中有一味药虽然是对症,但不应天热时使用,用了不但不能治病,反而对病人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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